习近平五中全会刚强调严惩滥权，江苏泰兴曝强拆伤人事件：市委书记刘文荣的领导责任受关注

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刚刚闭幕，江苏省泰兴市便曝出一起涉嫌违法强拆、暴力伤人的基层执法事件。10月31日上午，泰兴市姚王街道桑木村原小塘一组，多名统一着装人员携带工具、车辆进入现场，对当地村民设置在老宅自留地上的活动板房及集装箱实施拆除。当事人控诉，拆除前未见针对建筑物的有效法律文书，现场工作人员拒绝出示合法手续，双方发生肢体冲突，造成两名当事人受伤。

这起事件发生在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闭幕仅两天之后。全会刚刚通过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决定，要求整治滥用权力、政商勾连和侵害群众利益等问题。与此同时，泰兴市委书记刘文荣此前也公开强调，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中央刚刚作出严厉政治部署，基层却传出强拆伤人的控诉。 这场发生在江苏农村的拆除冲突，将基层行政权力的运行方式、地方官员的领导责任以及土地开发背后的利益关系推到了公众监督之下。

当事人指控，姚王街道所谓“拆迁大队”及桑木村村委会在未依法履行公告和告知程序的情况下，强制拆除活动板房及集装箱。对于当事人要求出示合法公函的诉求，现场工作人员拒绝配合，相关负责人始终没有露面。

当事人还称，拆除过程中有人动手殴打、咬伤阻拦拆除的居民，造成两人身体多处受伤。现场视频中的伤口画面，为有关人员受到身体损伤的陈述提供了直接视觉材料；具体伤害经过和施害人员身份，则属于应由现场完整影像及调查记录厘清的事实。

按照当事人陈述，事发期间曾两次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违法拆除问题，并拨打110报警。姚王派出所出警后，拆除行动仍继续进行。

这意味着，事件涉及的不仅是拆除行为本身，还包括基层执法监督、报警处置以及公民通过行政救济渠道维护财产权利的实际效果。

即便相关建筑被行政机关认定属于违法建设，也不意味着执法部门可以随意组织人员强制拆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明确要求，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实施强制拆除，应依法公告，给予当事人自行拆除期限，并保障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权利。

该法同时要求行政强制措施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由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不得将行政强制措施权随意委托其他主体。

换言之，认定建筑违法与依法实施强制拆除，是两个不同的法律环节。 行政机关不能把认定违法当作跳过公告、催告和法定救济程序的通行证。

对于普通居民而言，一间活动板房、一个集装箱，可能承载着生产经营、家庭生活或财产储存的实际需要。即使涉及农村集体土地使用和建筑合法性争议，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地上财产权利以及合法物品仍受到法律保护。

如果行政机关未经法定程序，依靠大批人员和强制力量直接拆除、毁损或者处置私人财物，这种行政强制就可能演变成对公民财产的违法侵害。

从权利保护的角度看，以公权力为后盾实施的掠夺式强拆，与普通暴力侵财行为一样，都可能给当事人造成直接财产损失与人身伤害。行政机关的身份不能成为这种行为的免责理由。

此次调查发现，泰兴市政府此前已经发布过涉及桑木社区小塘一组的征地公告，这为追踪本案背后的土地利益提供了具体方向。

泰兴市人民政府于2025年4月27日签发《拟征收土地公告》，文号为泰拟征告〔2025〕34号。该公告涉及交通运输项目用地，拟征收范围明确包括“桑木社区小塘一组”，公告期限为2025年4月28日至5月14日。

公告还规定开展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涉及住宅、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等的权属和数量调查，并规定拟征收范围内不得抢栽抢建。

这一发现十分重要：当事人所述事发地与官方拟征收土地公告出现了相同的村民小组名称。

但是，拟征收土地公告针对的是一定范围的土地征收事项，不等于已经完成对某一处具体建筑的违法认定与强制拆除程序。该公告也不能单独证明被拆板房位于项目最终批准的用地红线内。

因此，这起事件的土地利益调查应当直接追踪2025年拟征地公告、具体地块批准文件、地上附着物调查记录、实际拆除决定及实施单位之间的联系。

这些行政文件能够揭示拆除行动究竟属于征地清障、违法建筑整治，还是其他行政安排，也能进一步厘清由谁组织、谁承担费用、谁取得土地使用利益。

在中国地方土地开发过程中，行政审批权、征地拆迁权和建设项目利益常常集中在相互关联的权力链条之中。若行政机关以强制手段为项目清除障碍，而被拆迁人无法获得有效的独立救济，就会形成明显的权力不对等。

监督官商勾结不能只看拆房现场，更要追踪土地、资金、项目和受益主体。 在这条利益链上，真正需要查明的是行政权力为谁服务，以及强制拆除的成本最终由谁承担。

比起现场个别工作人员的行为，地方党政负责人的领导责任更值得关注。

泰兴市政府公开信息显示，刘文荣担任泰兴市委书记，牛世杰担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姚王街道办事处主任为钟华。

9月19日，泰兴市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会。刘文荣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落实习近平有关批示精神，集中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并要求党委政府承担责任。

10月27日，刘文荣再次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有关讲话，强调加强巡视巡察监督、推进问题整改。

更值得关注的是，同样在10月27日，也就是桑木村拆除冲突发生前四天，姚王街道召开综治工作暨群众诉求办理质效提升推进会，要求推动群众诉求办理从“程序性办结”向“实质性化解”转变。

然而，10月31日，当地居民便通过网络控诉，自己在面对强制拆除时，两次拨打12345、一次报警，仍未阻止冲突继续发生。

会议上强调化解矛盾，现实中群众却控诉遭遇强制拆除和人身伤害。 两者形成的反差，集中反映了基层治理中行政承诺与权利保障之间可能存在的脱节。

根据姚王街道2026年1月公开的机构职能，街道建设和生态环境办公室负责征地、房屋征收和拆迁补偿安置；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承担相关执法及执法队伍管理职责；政法和社会工作办公室负责法制审核、行政执法监督及矛盾纠纷化解。

因此，本案存在清晰的行政责任追踪路径：从具体拆除组织部门，到街道办事处，再到泰兴市政府及市委的属地治理监督体系。

作为泰兴市委书记，刘文荣负有推动当地党组织落实中央决定、监督基层干部依法履职的领导责任。市长牛世杰对市政府行政管理及所属部门依法行政负有相应领导职责；街道主任钟华则处于具体基层行政管理的直接责任层级。

这些责任不等于他们已经被证明亲自指挥此次拆除，但也不能因为没有亲临现场，就将一次有组织的行政强制行动简单归结为基层人员的个别行为。

2026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这份决定将规范权力运行、惩治腐败和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列为重要任务，明确要求防止滥用权力，整治政商勾连、权力寻租以及侵犯群众利益的问题，并强调党委书记承担相应的管党治党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决定专门将执法司法列为监督权力运行的重要环节，提出规范工作程序和权力边界。

这与桑木村事件涉及的核心争议高度一致：现场组织者的行政身份、强制拆除权限、执法程序，以及当事人在面对强制力量时能否获得有效法律保护。

中共长期宣称权力来自人民、干部为人民服务，但基层拆迁纠纷持续暴露出另一种权力运行现实：行政部门掌握审批、组织和实施强制措施的资源，普通居民却往往只能在损失发生后被动寻求救济。

从制度监督的角度看，缺少独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正是强制拆迁容易演变为财产侵害的重要制度风险。

当地方干部的政治评价主要依赖上级考核，当项目建设、土地开发和地方治理目标与居民财产权利发生冲突时，基层行政机关就可能优先执行行政目标，而不是保障普通居民的合法权利。

中央可以不断强调反腐败、依法用权和为民服务，但这些政治承诺能否真正约束地方权力，最终取决于普通公民在权力面前能否获得实质性的法律保护。

桑木村事件还涉及公安机关的现场处置责任。

根据泰兴市政府公开资料，冯宇担任泰兴市副市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负责公安工作；泰兴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为肖强华。

11月3日，即桑木村事件发生三天后，泰兴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肖强华、冯宇参加会议。会上强调要深挖涉黑涉恶犯罪背后的腐败、保护网、关系网和利益链。

行政拆迁纠纷本身不能直接认定为黑恶犯罪，但现场人员伤害当事人的控诉，属于公安机关依法调查的事项。执法人员或其他参与者的身份，也不能阻却对涉嫌违法伤害行为的调查。

依照当事人提供的线索，姚王派出所在接警后曾出警，拆除行动却仍然继续。出警人员如何处置现场冲突、是否采取制止伤害措施、是否记录并调查涉事人员身份，直接关系到公安机关履行保护公民人身及财产权利职责的实际情况。

地方政府既不能以城市建设、征地拆迁为由突破法定程序，公安机关也不能将正在发生的人身伤害简单视为拆迁双方的普通争执。

对于涉及行政机关组织的强制行动，执法机关保持依法独立、公正的处置立场，尤其重要。

桑木村事件中，一方是掌握行政资源、能够组织大批人员实施拆除的基层机构，另一方则是试图保护自身财物、要求出示法律手续的普通居民。

这样的权力悬殊，正是中国多年来土地征收和强制拆迁争议反复出现的结构性背景。

一旦行政机关既能够决定项目、认定建筑性质，又能组织人员实施清场，而居民缺少及时、独立、有效的司法制约途径，法律对行政权力的限制就容易在实际执行中失去效力。

此次事件中的政府拟征地公告，已经使土地利益问题具有了可以进一步追踪的具体文件基础。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拆除所依据的决定、执行主体及项目利益关系，也因此成为确定整场行动性质的重要证据。

习近平在五中全会期间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泰兴市委书记刘文荣也多次公开宣示整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然而，桑木村10月31日的现场画面与当事人控诉，呈现的却是另一幅基层治理图景：活动板房遭到强制拆除，居民展示受伤的手部，行政救济电话未能及时平息现场冲突。

对于泰兴地方党政系统而言，这起事件不仅涉及一次拆除行动的合法性，更涉及中央政策能否落实、基层执法能否受到法律约束，以及地方官员是否真正承担保护公民权利的治理责任。

当一间普通村民的活动板房都难以在强制拆除中获得应有的程序保护，“依法用权”和“为民服务”便面临最现实的检验。

而桑木村事件已经再次提醒公众：权力受到多少约束，不能只看会议文件写了什么，更要看普通民众的财产与人身权利，在实际行政行动中得到了怎样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