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卖骑手陷抢单困局：单价跌至三四元，习近平治下普通劳动者就业退路收窄

中国外卖行业正在从吸纳失业人口的就业缓冲地带，变成又一个劳动者争抢低价订单的激烈竞争市场。近期，一段汇集多名外卖骑手自拍视频的网络视频引发关注。骑手们抱怨订单减少、收入下降，有人直言，众包骑手如今一天想挣到200元都很困难。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用工持续承压，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习近平治下，普通劳动者面临的困境，已经从寻找稳定工作延伸到低门槛零工就业领域。

外卖骑手满街等单，拼命工作也难赚到钱

这段长约16分钟的视频，记录了多名骑手面对收入下降时的真实反应。

一名骑手面对镜头感叹：“众包现在跑200也真是费劲了。”另一名骑手直言，北京下午时段几乎没有订单。视频还出现大量骑手聚集在街边、等待平台派单的画面。

过去，外卖配送被不少失业者视为维持生活的临时出路。只要有电动车、智能手机，便可以进入行业，通过长时间工作获得收入。但随着越来越多人进入配送市场，原本依靠体力和时间换取收入的模式，也开始遭遇订单不足、配送价格下降的双重挤压。

这一变化已经得到中国媒体调查的印证。

2026年7月28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北京多名众包骑手反映，2025年外卖平台补贴大战期间，部分订单配送费可达到8至9元，而到2026年夏季，许多订单已降至3至4元。

骑手肖林接受采访时表示，去年同期午间高峰可以完成约28单，如今只有13单；过去全天能够配送七八十单，现在大约只能完成40单。记者看到，他早晨8点开始工作，经过7小时，平台显示收入仅124元。

另一名骑手透露，某些时段一小时甚至挣不到十几元。收入减少迫使骑手延长工作时间，却仍难以保证接单数量。

从工厂、个体经营到外卖，失业者不断挤进低门槛行业

外卖配送市场的拥挤，背后不仅是平台之间的价格竞争，更与中国整体就业压力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吸纳了大量城乡劳动者。当传统工作机会减少，外卖、快递和网约车便成为失业人员、经营失败者以及缺乏稳定收入者的重要就业选择。

根据美团研究院2026年公布的骑手调查数据，从事外卖配送之前，51.1%的受访骑手是打工者，24.3%曾经创业，11.3%处于未就业状态。这意味着外卖行业承接的不只是普通转岗人员，还包括大量需要重新寻找收入来源的劳动者。

经济压力同样反映在官方统计数据中。

中国国家统计局10月31日公布，2026年10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降至49.3%，低于50%的扩张收缩分界线。其中，中型企业指数为48.4%，小型企业仅47.5%，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为48.4%。

9月份，全国城镇16至24岁不含在校生劳动力失业率达到18.0%，尽管较8月有所回落，但仍意味着相当比例的青年劳动者无法找到工作。

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现实：传统产业就业承压，年轻人寻找稳定工作困难，而曾经吸纳失业人口的灵活就业市场，也正在遭遇运力过剩和收入下滑。

对于缺乏储蓄、背负家庭开支和债务的劳动者而言，不同就业领域同时承压，意味着重新寻找生计的空间进一步缩小。

平台控制订单与价格，收入风险却由骑手承担

外卖行业表面上提供自由接单、灵活就业的机会，实际收入却高度依赖平台的订单分配、配送定价、算法调度和奖惩规则。

骑手无法自行决定每单配送价格，也难以掌握订单分配逻辑。订单减少时，劳动者只能增加在线时长、争取高峰时段配送机会，或者同时加入不同平台。

2026年8月，澎湃新闻刊发的调查指出，部分骑手不仅遭遇配送价格下降，还面临配送时间缩短、平台规则收紧和工作时长增加。原本被宣传为灵活自由的工作，越来越依赖平台制定的排班、任务和考核机制。

而收入下降之外，更严重的问题是劳动保障。

2026年8月，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即时配送平台用工与劳动关系认定五年追踪报告，分析642份司法裁判，揭示部分平台配送体系通过多层外包、拆分合同与发薪主体，使骑手遭遇工伤或劳动争议时难以确认真正承担责任的用人单位。

中国官方虽已推动骑手职业伤害保障和社保补贴，但覆盖方式、收入门槛和劳动关系认定仍存在现实障碍。对于订单不稳定、收入本就偏低的众包骑手，社会保障不足进一步增加了家庭生计风险。

习近平政府强调稳就业，底层劳动者却承担经济调整的代价

中国政府近年来反复强调稳就业、扩大内需、发展平台经济，并将新就业形态作为吸纳劳动力的重要渠道。

然而，外卖市场正在暴露这种就业吸纳方式的局限。

低门槛行业可以暂时容纳失业者，却无法凭空创造无限的订单需求。当更多人进入同一个市场，收入没有同步增长，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便进一步加剧。

2025年的外卖平台补贴大战曾短暂推高部分骑手收入，也吸引大量新人入行。随着补贴退出，订单量和配送单价回落，先前扩张的骑手队伍开始分摊有限订单。平台争夺市场的成本，最终部分转化为劳动者收入的不稳定。

更深层的制度问题在于，中国的就业政策长期依赖经济增长和市场主体吸纳劳动力，而对低收入群体的失业救济、收入保障以及平台用工责任，仍缺少足够有力的保护。

在习近平主导的经济治理体系下，政府既掌握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和劳动监管权力，也承担保障劳动者基本生计的公共责任。当制造业岗位承压、青年求职困难、低门槛零工市场陷入过度竞争，单纯要求劳动者更加勤奋、更加灵活，并不能解决经济结构和劳动保障的制度性问题。

最后的谋生退路也在收窄

外卖骑手的遭遇，已经超出一个行业收入下降的范畴。

一些劳动者从工厂转向服务业，从个体经营转向平台配送，甚至同时从事多份工作。他们不断降低就业预期，以延长劳动时间换取有限收入。与此同时，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和养老开支并不会因为订单减少而消失。

外卖行业仍有能够获得较高收入的熟练骑手，但这无法掩盖低收入和不稳定就业者的处境。一个拥有庞大就业人口的社会，不能仅以灵活就业人数增加来证明民生改善，更需要关注劳动者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实际收入，以及这些收入能否维持基本家庭生活。

当普通人失去稳定工作之后，连依靠电动车和体力谋生都越来越困难，习近平治下中国经济增长与普通家庭实际生活之间的落差，便清晰地呈现在街头等候订单的骑手身上。

他们需要的不只是更多的订单，而是能够维持正常生活的工作收入，以及在失业、受伤和年老时真正发挥作用的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