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从庭审转为庭前会议后,今天继续开庭。
上诉人李曙光说:许多被扣押的东西,扣押清单上没有,办公用的可以录音的苹果笔记本电脑 ,四部手机。辩方要求出示的清单上没有的笔记本电脑没有带到法庭,带来的是一个台式机。李曙光表示,带来的这台电脑已经多年不用了,带来也没有用处。
干卫东律师表示:庭前会议合议庭不作出决定是违法的,但为程序推进,配合开庭。
李振斌律师发言,对一审判决中的38份证据,要逐一核实举证。
针对一审判决中的证据,干卫东律师、李振斌律师、 姬来松律师分别发表了精彩的辩护意见。经过听取他们的辩护意见,感觉到现有证据根本无法证明上诉人有罪。
一、第一组证据:只能证明“钱拨了”,证明不了“被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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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中心出具的《基金支付情况说明》《付款明细》《网上银行电子回执》《住院费用结算汇总表》——这一类材料的证明力边界很清楚:
- ✅ 能证明:慈济医院在2022—2024年6月间,有报销费用被拨付到账户;
- ✅ 能证明:医保基金发生了支出;
- ❌ 证明不了:每一笔支出对应的病历是否虚假;
- ❌ 证明不了:哪些患者真实就诊、哪些被冒名、哪些只是管理违规。
按“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5条,这类案件应当注重收集和固定处方、病历等原始证据材料,以及证明实施伪造骗取事实的核心证据。
也就是说,支付流水是“结果证据”,不是“行为证据”。它只能说明基金出去了,不能说明出去的方式违法。把拨款单当骗保证据,逻辑上等于“只要医院拿了医保钱,就有骗保嫌疑”——这显然不成立。
二、第二组证据:从“识别表”到“111份假病历”,中间有三道裂缝
一审判决的核心推导链是
一审判决的核心推导链是
身份识别表 + 报销明细 → 张兵建40份/95354.34元、杜松华19份/43875.08元、李冬生19份/36134.5元、贺淮北5份/10517.42元、另有28份/58727.42元 → 合计111份/244608.76元
这条链子看着精确,其实每一步都有缝隙。
裂缝1:身份识别表 ≠ 病历真伪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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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识别表是医保报销环节的身份核验表单,功能是“谁来的、是不是本人”。它连“诊疗有没有发生”都回答不了,更别说“病历是不是伪造”。
要用它认定“虚假病历”,必须再叠加
要用它认定“虚假病历”,必须再叠加
- 病历(含医嘱、检验结果、签字、病程记录);
- 医学真伪鉴定或书写时间鉴定;
- 患者本人对“是否就诊”的稳定陈述。
现在125份病历扣押在案却没随案移送,辩方连“被认定造假的那张纸”都没见过。这不仅是证明力问题,是质证权问题。
裂缝2:报销明细 ≠ 套取金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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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里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XX份 / XX元”,但卷内没有
判决里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XX份 / XX元”,但卷内没有
- 每份病历对应的病历号、住院时间;
- 每笔基金支付的具体构成(统筹/个人账户/自付);
- 真实诊疗部分与虚构部分的拆分核算。
指导意见第19条明确:人数众多时可结合银行流水、结算凭证、审计报告、医保系统数据综合认定数额。 注意关键词是“综合认定”——不是拿一张统计表乘个单价就算数。
244608.76元精确到分,却拿不出一分钱的逐笔依据,这是数额认定上的硬伤。
裂缝3:“28份经核实虚假”的“核实”过程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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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份里,有28份是“经核实的虚假病历”。核实是谁核的?依据什么核的?有没有原始病历比对?有没有当事人确认?
前面三份情况说明已经暴露:基数从207变125,人数从25变14又减5,列15人说14人。这种情况下,“经核实”三个字分量很轻。
三、辩方真正在打的,不是“有没有报销”,是“推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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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两层合起来看,一审的证据结构是这样的
把两层合起来看,一审的证据结构是这样的
待证事实
一审用的证据
缺失环节
基金支付了
拨款回执、结算汇总表
✅ 已证明
病历是伪造的
身份识别表、报销明细
❌ 无病历原件、无鉴定
被告人实施了伪造
情况说明、证人证言
❌ 证人反复翻证、无原始笔录印证
套取金额244608.76元
统计表直接相加
❌ 无逐笔支付流水、无审计分摊
第一组证据站得住,第二组证据一推就晃。
辩方此前所有质疑(身份表不是病历、三份说明数字打架、证人翻证、125份病历不移送、金额无明细),都不是在“割裂证据”,而是在指出:从“基金拨付”到“个人骗保”之间,缺少法律上必须的因果链条。
四、拨款记录不是骗保证据:111份“假病历”是怎么算出来的
钱拨了,不等于被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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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回执只能证明基金发生了支出,证明不了每一笔支出对应的病历是假的。
按“两高一部”办理医保骗保案件的指导意见,这类案件必须固定处方、病历等原始证据,以及证明伪造骗取事实的核心材料。 支付流水是结果,不是行为;是“钱出去了”,不是“怎么出去的”。
把拨款单直接当成骗保证据,逻辑上会变成:医院拿了医保钱,就有骗保嫌疑。这显然不对。
识别表,认不出病历真假
身份识别表是报销时核“谁来的、是不是本人”的表单。它回答不了“病看没看、病历真不真”。
要用它认定伪造,至少得有:病历原件、医嘱和检验记录、医生签名、文书真伪鉴定,以及患者稳定的陈述。
可本案125份被认定“虚假”的病历,辩方称已被扣押却始终没随案移送。连“被认定造假的那张纸”都没在法庭上出现过,质证从何谈起?
二十四万,是怎么加出来的
判决把111份病历拆成四个人名加“经核实28份”,每份都标了金额。但卷里没有:
- 病历号和住院时间;
- 每笔支付是统筹还是自付;
- 真实治疗部分和虚构部分怎么拆分。
指导意见允许在证人众多时用银行流水、结算凭证、审计报告综合认定数额, 关键是“综合”——不是拿一张统计表相乘相加。
精确到分的数字,却没有一分钱的逐笔依据。
三份说明,三个版本
4月说207份,6月说72份,7月说125份;25人承认去过,后来14人,再后来又有5人改口。列了15个人名,写的是减去14人。
这类“情况说明”是侦查工作说明,不是原始证据。基数随意变、人数对不上,它支撑起来的“虚假病历”认定,就跟着摇。
真正缺的不是证据,是链条
一审的证据能证明:基金拨出去了。
但证明不了三件事
但证明不了三件事
- 每一份被认定虚假的病历,确实虚假;
- 伪造行为是被告人组织实施的;
- 二十四万到底怎么算出来的。
拨款记录不是骗保证据,身份识别表不是病历鉴定,统计表不能直接当数额。
二审要解决的,不是再补一点“感觉”,而是把这三道裂缝补上——病历原件到庭、逐笔支付流水到庭、每一份金额的构成到庭。
补不上,就是事实不清。
二审法院正确的作法:一是依法改判上诉人无罪;二是发回重审。
本文依据二审庭旁听情况及一审判决书证据列举整理,所列控辩双方观点均属庭审中的主张,不构成对案件事实的最终认定。案件结果以法院生效裁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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