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条推文换来一年半牢狱：杜斌案暴露“寻衅滋事”如何吞噬新闻与表达空间

一名纪录片导演和摄影记者，因为约40条转发或评论时政的推文，被判一年六个月；母亲病危期间，家属申请让他见最后一面遭拒；判决下来后，家属至今仍未收到正式裁判文书。杜斌案把中国言论案件中最刺眼的几种现象集中在了一起：表达被刑事化、程序被封闭化、亲情被服从于政治控制。

自由亚洲电台9月8日报道，杜斌于2025年10月15日被北京警方带走，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拘、逮捕并起诉。2026年6月24日，北京市顺义区法院开庭审理，8月28日传出其被判刑一年六个月，刑期至2027年4月14日。其妹妹杜继荣表示，家属既没有收到判决书，也没有得到正式判决通知。

40条推文，究竟触犯了什么？

维权渠道称，杜斌约40条转发或评论时政的推文被列为罪证。此前案件材料一度出现“攻击国家领导人”的表述，但中国刑法中并不存在一个名为“攻击国家领导人罪”的正式罪名。最终案件被置于“寻衅滋事”框架下，这正是杜斌案最值得追问的地方：当一个高度弹性的刑事罪名可以被用于吸纳政治表达，法律条文本身就可能成为权力处理批评者的容器。

杜斌并非第一次因其作品被带走。2013年，他因拍摄揭露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酷刑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而被拘押37天；2020年，他再次因“寻衅滋事”被拘留37天。多年来，他持续记录访民、劳教制度、六四及其他政治敏感议题，也曾为《纽约时报》等媒体供稿。人权观察此前就其再次被捕指出，杜斌长期从事记录政府侵权和边缘群体处境的工作。

从记者到“被管理对象”

杜斌案的真正危险，在于它展示了一种成熟的压制链条：并不一定需要禁止某一职业，也不一定需要宣布“记者不得批评政府”，只需要通过个案不断提高代价，就能让整个行业形成自我约束。

这种链条通常包括：

杜斌母亲于8月24日去世，距离传出判刑仅四天。家属此前曾请求让杜斌回家见母亲最后一面，但遭法院拒绝。这个细节之所以刺痛，不是因为司法系统没有权力管理在押人员，而是因为它再次暴露出政治敏感案件中一种冷酷的优先级：国家控制常常压过最低限度的人道考虑。

“寻衅滋事”正在承担政治罪名的功能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体系中，针对国家领导人的批评、讽刺、转发和评论，应当首先属于公共表达范畴；即便涉及诽谤，也应有明确受害主体、具体损害和可检验的法律标准。把政治表达装进“寻衅滋事”这种宽泛罪名，实际上模糊了犯罪行为和政府不喜欢的言论之间的界线。

委员会保护记者组织（CPJ）记录显示，杜斌自2025年10月起被关押于北京顺义区看守所，并指出这是他第三次因同类指控被拘押。同一个人、同一种罪名、反复针对同一种批判性表达，这已经很难被视为偶发执法，而更像一种制度化警告。

《聚焦中国》认为，杜斌案的核心并不是“一个记者是否说了让当局不舒服的话”，而是中国司法能否容忍新闻工作者记录权力最不愿被记录的部分。当40条推文可以成为一年半刑期的入口，当家属连判决书都拿不到，当一名长期记录劳教、访民和政治历史的记者一次次被同一类罪名带走，真正被审判的其实是中国社会仅存的独立表达空间。

一个政权如果必须依靠监禁来回应几十条推文，它证明的不是自身强大，而是它对自由表达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