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名高官“落马”政治骗局疑云：中共最高权力中心“习班”与马兰核基地

2026年10月29日，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结束，北京一次性公布了涉及33名高级官员的开除党籍处分决定。张又侠、刘振立、马兴瑞、钟绍军等长期处于中共军政权力核心的人物赫然在列，其中16人来自解放军。如此大规模的高级干部处分，迅速将中国最高权力层的政治状况推向国际舆论中心。

按照北京公布的信息，曾经位高权重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军队高级将领、中央政治局成员及重要党政官员，如今纷纷成为遭到组织处分的对象。尤其是张又侠与刘振立，两人曾在习近平掌握的中央军委中占据关键位置，相关调查和处分消息连续数月对外公布，形成一幅习近平军政亲信接连出局、最高领导层发生剧烈震荡的政治图景。

然而，五中全会公报的另一项内容同样值得注意。就在宣布大批高级干部受到处分的同时，北京再次要求全党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并增选张升民进入中央政治局。习近平所掌握的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权，没有因33人的处分而发生公开转移。

这种鲜明反差，使所谓高层清洗具有远超一般反腐案件的政治意义。

《聚焦中国》认为，围绕33名高官“落马”所形成的政治叙事，存在值得高度警惕的对外欺骗疑云。北京通过持续公布处分消息，客观上制造了习近平亲信纷纷倒下、军队高层矛盾尖锐的政治印象。这种印象可能使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把注意力过度集中于中共内部人事震荡，却忽略习近平长期建立的实际最高权力集团，以及中国核军事战略仍在持续推进的现实。

在这一政治分析中，“习班”是理解中共实际最高权力运作的核心概念，新疆马兰核基地则将这场人事风波引向更加敏感的军事战略领域。

从张又侠到马兴瑞：被宣布清除的恰是习近平长期重用的人

张又侠进入此次处分名单，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

张又侠长期被外界视为习近平在军队中的重要亲信。两人的家庭背景也存在历史联系，张又侠的父亲张宗逊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都是中共革命年代的高级干部。这种历史关系并不能解释两人之间的全部政治联系，但张又侠在习近平执政后获得的职务安排，反映了他在中共最高军事权力结构中的特殊地位。

2012年习近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张又侠出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2017年，他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2022年中共二十大时，已经72岁的张又侠继续留任，成为排名第一的中央军委副主席。

这项任用尤其具有政治意义。中共高级干部退休年龄虽然存在弹性，但张又侠在年过七旬后继续掌握军队最高层的重要职权，显然离不开习近平主导的政治安排。

刘振立同样是习近平时代军队高层人事布局中的重要人物。

刘振立长期在解放军陆军任职，2021年出任陆军司令员，2022年进入中央军委，2023年担任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联合参谋部承担重大军事行动筹划、联合作战协调及其他专业指挥职责，与中央军委最高军事决策具有直接联系。

一个长期担任陆军指挥职务的将领，能够进入中央军委并执掌联合参谋部，意味着其军事能力和政治可靠性曾经获得最高领导层的认可。

马兴瑞则代表另一条重要的权力联系。

他长期从事航天科技及国防工业管理，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国家航天局局长和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进入地方党政系统后，马兴瑞先后担任广东省省长等职务。2021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他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2022年，他进入中央政治局。

从国防科技工业到新疆地方最高领导岗位，再到中央政治局，马兴瑞的政治经历连接了军工技术体系、边疆战略地区与中共最高领导层。

钟绍军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他长期在习近平身边工作，随后进入中央军委机关，曾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委办公厅涉及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的重要事务协调、文电传递和工作安排。钟绍军能够长期在这一机构任职，说明其职业经历与习近平身边的军事工作圈存在紧密关系。

这几个人分别涉及军队最高领导、联合作战、国防科技工业和中央军委机关事务。他们的专业领域不同，却共同体现了习近平执政时期对关键军政岗位的人事安排。

北京今天将这些人集中宣布为处分对象，却无法抹去他们曾经受到习近平最高权力体系重用的政治历史。

这才是33人名单背后首先显现出来的权力关系。

一个强调最高领导人全面掌握干部任用权、军队领导权和政治纪律的政权，在宣布大批重要干部受到处分时，实际上也暴露了最高层选人用人责任与政治解释权高度集中的现实。

而这种集中的权力结构，并没有随着处分名单的公布消失。

从军委最高层到“习班”：公开职务之外的权力中心

2026年1月24日，中共国防部宣布对张又侠、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涉及两人国家中央军委职务的免除决定。9月21日，北京又公布两人被开除党籍、军籍，以及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的处理消息。

10月29日，五中全会进一步确认此前针对33名高级官员的党纪处分决定。

在这段时间里，外界不断看到高级将领被宣布调查、免职、处分，中央军委公开领导班子持续缩减。国际舆论由此产生一种具有强烈戏剧性的政治解释：习近平正在失去过去倚重的军队领导人，其亲信网络遭到严重破坏。

但中共的正式组织架构与真正影响最高决策的政治关系，从来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

习近平长期兼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对重大干部任用、军事改革、国家安全以及战略部署具有最高政治领导权。自2012年掌权以来，他通过军队改革、纪律整肃、组织调整和人事任命，不断加强党中央及中央军委主席对解放军的集中领导。

2015年至2016年，中共实施大规模军队改革，七大军区调整为五大战区，中央军委机关重新设置。这场改革改变了军队的组织结构，也使习近平个人的最高军事领导地位更加突出。

《聚焦中国》所提出的“习班”概念，正是对习近平及其核心亲信所构成的实际最高权力网络的政治概括。

这一名称不同于中共公开设置的法定机构。它强调的是，在正式组织结构之外，围绕习近平个人权威形成的长期政治信任、信息传递、人员任用和重大事务协调关系。

一名军委高级将领的政治影响，不仅来自公开职务，还来自多年参与军事决策所掌握的情报、专业知识和组织联系。一名长期在最高领导人身边工作的干部，即使公开身份发生变化，其过去掌握的信息和形成的工作关系，也不会自动消失。

这使33人处分名单产生一个重要的政治矛盾。

北京可以通过正式组织决定撤销高级干部的职位，可以宣布开除党籍，也可以向国内外公布这些决定。然而，公开名册发生变化，并不能完整反映习近平身边所有重要工作关系以及最高军事决策的实际运作方式。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高层大清洗”与习近平最高权力继续集中，并不存在必然冲突。

中共可以对外展示一场激烈的人事震荡，同时继续维持高度集中的政治领导。被处分者的公开政治身份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最高领袖本人的任用权、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也随之发生相同比例的改变。

这正是《聚焦中国》认为必须重视“习班”的原因。

所谓习近平失去亲信、军队高层发生严重内斗的解释，容易使外界把中共内部的人事变化理解成最高统治权力已经受到根本削弱。

然而，北京公布的处分名单本身，恰恰也展示了习近平领导的最高政治机构仍然掌握着决定高级干部政治命运的权力。

在一个缺乏独立监督、重大政治信息高度保密的政权中，公开人事变动可以构成真实的组织事件，也可能被纳入更复杂的政治传播安排。

马兰核基地：隐藏在高层人事风波背后的战略联系

33人处分名单中，马兴瑞以及多名具有西部军事任职经历的高级将领，使新疆这一地区具有特别值得关注的政治意义。

新疆不仅是中共边疆治理的重要地区，也是中国核武器研发和试验历史中具有特殊军事地位的区域。

1964年，中国首次原子弹试验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完成。此后数十年，中国围绕核试验建立了相应的军事科研、技术保障、指挥和工程设施。马兰基地长期与这一核试验体系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核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地点。

马兰与罗布泊的军事意义，并未随着中国停止公开核爆试验而完全消失。

2025年发表于《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的研究，利用2020年至2024年的商业卫星影像，分析罗布泊核试验场出现的坑道、道路及其他配套工程建设迹象。研究表明，国际社会仍然有必要关注这一地区与中国核武器试验能力有关的设施活动。

马兴瑞曾经长期从事航天和国防科技工业工作，随后被任命为新疆党委书记。这一人事安排，使习近平最高政治权力、军工技术体系和新疆战略地区之间存在清楚的组织联系。

与此同时，张又侠曾长期参与军队装备领域的领导工作，刘振立涉及军委联合作战指挥，钟绍军则长期接近中央军委最高工作圈。

这些人的履历共同涉及军队指挥、装备工业、战略地区与最高政治决策。正是在这种权力关系之下，马兰基地与罗布泊的军事战略意义，成为理解习近平最高权力集团的重要背景。

《聚焦中国》进一步提出一种政治判断：所谓被公开清洗的部分高级军政人物，可能仍然处于习近平核心权力网络的隐蔽安排之中，其历史工作联系与西北战略设施之间的关系，未必能够从组织处分公报中得到完整解释。

这一判断涉及秘密权力活动，并不等同于已经确认相关人物目前身处马兰基地。马兰历史基地、罗布泊核试验设施及其他军事地下工程，也不能被简单视作同一处秘密指挥机构。

但这些地区与中国战略核力量发展之间的真实联系，具有独立于高层人事风波的军事意义。

核武器研发、战略导弹建设、相关科研工程和军事保障体系，都是需要长期组织协调的国家项目。高级干部的公开职务发生变化，不会使这些复杂工程自然终止。

中国核战略的重大方向，仍然受到习近平领导的最高军事权力结构控制。

因此，马兰基地在这场政治争议中的意义，已经超出一个军事地名。它将习近平时代的高级干部任用关系，与中国最敏感的军事战略能力连接起来。

当国际舆论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央军委几名将领是否受到处分时，中国的核军事设施、战略武器发展和相关专业机构，仍按照长期国家军事计划运作。

最高权力集团的真实战略能力，不能只从公开会议名单和纪律处分决定中判断。

谁在制造内斗印象，谁掌握真正的战略力量

围绕中共高级干部处分，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面临的困难，在于北京对党政军内部信息具有高度控制能力。

外界能够观察到中央军委高级职位的变化，能够阅读中共官方发布的处分决定，也能够分析重要人物是否继续出席公开活动。

但中国最高军事机构内部的涉密工作关系、战略资源分配、重大军事命令和特殊人员安排，远远超出一般公开报道所能展示的范围。

对于一个掌握庞大军事力量的国家而言，公开的高级干部名单与真实军事能力之间，可能存在显著距离。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一场高层整肃在国内外可能产生不同的政治效果。

面对国内社会，中共可以借大规模处分强调纪律权威，证明最高领导层能够清除任何级别的干部。这样的政治宣传有利于强化组织服从与最高领袖权威。

面对国际社会，同一批高级将领被处分，又可能产生相反的解释：习近平正在失去亲信，军队高层陷入严重矛盾，中共最高权力结构似乎出现难以控制的危机。

一种事件产生两种政治印象，恰恰体现出中共高度封闭的权力运作与对外信息传播之间的复杂关系。

《聚焦中国》认为，所谓33名高官“落马”的政治骗局疑云，其核心就在于，北京公开展示的高层震荡，可能被用来掩盖习近平最高权力集中以及军事战略持续推进的现实。

这是一项关于政治传播目的的判断，而非已经获得秘密决策文件证实的事实结论。但它所涉及的战略风险十分具体。

如果美国把高级将领接连受到处分，直接理解为习近平已经失去对军队的有效控制，就可能低估中国仍然具有的组织动员能力。

如果国际社会将最高层的人事混乱视为中国战略核力量发展受到根本阻碍的信号，也可能忽略相关科研、工业和军事项目的长期连续性。

相反，高层指挥人事频繁变化也可能给军队协调、采购监督和专业决策带来实际困难。公开的军政整肃既可能伴随权力进一步集中，也可能对具体军事组织产生冲击。真正需要区别的是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控制与解放军各部门的实际运作能力。

这两者不能直接画上等号。

就中共政治结构而言，习近平本人仍然掌握最高军事领导职务。对于中国战略核力量的政治发展方向，他仍处于最高责任位置。

而这一现实，远比一份处分名单所制造的戏剧性更具有战略意义。

从权力表演到战争风险，最终承担代价的是中国人民

中国核武器现代化涉及战略导弹、核潜艇、军事科研设施和相关国防工业，依赖长期财政投入、技术研发与军事组织保障。

这些资源的配置，由中共最高政治与军事决策机构决定，普通中国民众则缺少有效的民主程序参与重大军事战略选择。

在就业压力、地方财政困难、医疗与养老负担不断影响民众生活的背景下，大规模战略军事建设意味着持续的公共资源投入。

国家安全当然需要必要的国防能力，但一个缺乏独立政治监督的权力体系，难以让社会真正了解最高军事战略的形成过程，更难对最高决策者实施有效约束。

核力量所伴随的战争风险，尤其需要公共权力受到严格限制。

一旦最高层发生重大军事误判，其破坏性后果将远远超出个别政治领导人或军队高级将领。承担战争后果的，是大量没有参与秘密决策的普通人。

这正是习近平最高权力与中国核战略之间最重要的公共责任关系。

33名高官曾经如何被任用，后来如何被宣布处分，涉及习近平长期领导下的干部管理与政治组织安排。

中国战略军事资源如何建设、由谁指挥、采取怎样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同样无法绕开习近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最高政治地位。

因此，无论北京将这些处分解释为反腐成果，还是国际社会将其理解成严重的内部权力斗争，都无法改变一个重要事实：习近平仍处于中共最高政治权力中心，中国军事战略发展所带来的政治责任，也仍然与其最高领导地位直接相连。

围绕33人名单形成的政治疑云，最值得关注的并非某位将领在党内政治斗争中失去了什么，而是公众究竟能够看到多少真实的权力运作。

北京能够决定对外公布哪些高级干部受到处分，却没有公开说明最高军事权力内部全部重要工作关系的变化。

一批曾经受到习近平长期重用的军政人物，被集中放进政治处分名单；与此同时，习近平继续维持最高领导地位，核军事战略与军工体系也没有因为人事公报而停止运行。

《聚焦中国》认为，这种公开政治震荡与实际最高权力持续集中之间的距离，正是所谓33名高官“落马”政治骗局疑云的核心。

从张又侠、刘振立、马兴瑞和钟绍军的任用历史，到习近平核心亲信构成的“习班”，再到新疆马兰、罗布泊所代表的核军事战略，中国最高权力集团的政治与军事联系，已经远远超出公开处分名单所呈现的范围。

北京可以向世界展示高层纷争，却不能凭一份处分公报使习近平长期建立的权力结构和核战略决策责任消失。

真正决定中国政治前途与战争风险的，始终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以及他们如何使用这个国家的政治、军事与战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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