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开放互联网”开始出现防火墙裂缝，美国国会把翻墙工具写进《黎智英互联网自由法》

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曾有一道非常清楚的数字边界：深圳以北有“防火长城”，香港用户则可以直接访问全球互联网。2026年，这条边界正在变得模糊。

美国两党参议员James Lankford和Tim Kaine近日提出《黎智英互联网自由法》（Jimmy Lai Internet Freedom Act），准备建立专门的香港互联网自由项目，为VPN、反审查基础设施以及记者和公民社会使用的数字安全工具提供支持。法案以正在香港服刑20年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命名。

它针对的不是一个抽象风险。9月以来，香港部分用户通过SmarTone、中国移动香港、PCCW和CSL等网络访问Committee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Foundation网站时出现无法连接的情况。Index on Censorship调查后指出，这并非香港第一次出现政治网站被封锁。

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赋予警方要求网络服务商移除或限制被认为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内容的权力。过去几年，被限制访问的网站已经包括海外倡议组织、六四纪念项目、台湾机构以及流亡港人运营的平台。

这种变化的政治意义与传统媒体审查不同。报纸时代，政府需要针对出版社、编辑、记者和具体文章采取行动；互联网层面的封锁则可以直接改变用户能够抵达的信息范围。当网络服务商执行屏蔽后，大多数普通用户甚至不会看到一条“此内容被政府禁止”的通知，只会得到连接失败。

CFHK网站事件因此成为美国新法案最直接的背景。法案提出支持翻墙基础设施，本质上是把香港的信息自由问题从外交声明转向技术对抗：如果香港政府利用网络层阻断信息，美国资金就帮助用户绕过阻断。

法案选择黎智英命名并非象征性的偶然。黎智英创办的《苹果日报》曾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民主派媒体之一。2021年，在国安法调查、资产冻结和高层被捕之后，《苹果日报》被迫停刊。黎智英今年2月因国安案件被判20年监禁。

从关闭一家报纸，到让境外网站无法访问，控制信息的工具正在从实体机构延伸到网络基础设施。前者依靠逮捕、冻结资产和刑事诉讼；后者依靠ISP、域名解析和连接层面的技术措施。两种手段共同产生一个结果：让香港居民接触政治敏感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少。

必须区分现状：香港目前并不存在与中国大陆规模相同、覆盖全球平台的大型统一防火墙。Google、YouTube以及多数国际新闻网站仍可访问，VPN也没有被全面禁止。

但“尚未完全大陆化”并不等于开放互联网制度仍然完整。真正重要的变化是，政府已经拥有并使用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网站访问的法律工具，而且被屏蔽对象集中在政治、人权和民主倡议领域。

Index on Censorship统计，自国安法实施以来至少已有10个网站在香港遭到屏蔽或限制，其中包括纪念1989年六四事件的网上8964博物馆、海外香港倡议组织以及部分台湾政治和宗教网站。

当审查从个别网页扩展到网络入口，用户是否能够访问一个政治组织，不再只由网站是否存在决定，而开始取决于本地网络运营商是否允许连接。这正是防火墙逻辑的核心。

华盛顿过去处理香港自由问题，主要依靠制裁、签证限制、外交声明和国会决议。《黎智英互联网自由法》增加了另一种工具：直接投资用户抵抗审查的技术能力。

这类政策无法恢复被关闭的《苹果日报》，也无法直接改变香港国安法，但它会提高网络封锁的实施成本。每增加一种封锁方式，反审查项目就寻找新的连接路径；政府要维持屏蔽，则必须投入更多技术和法律资源。

更深层的问题是香港制度身份的变化。“一国两制”过去最直观的日常差异之一，就是香港居民不需要翻墙。当美国国会开始专门为香港设计翻墙和数字安全项目时，这本身已经说明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最容易被普通人感知的一条制度边界正在收缩。

北京和香港政府可以继续强调国安措施只针对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但互联网结构不会说政治口号。一个城市究竟拥有开放网络还是政治过滤网络，最终可以由最简单的动作检验：居民输入一个政府不喜欢的网址后，页面还能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