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年逾万次人口贩运筛查仅识别15名受害者：官方数字背后的盲区

香港立法会10月9日猛烈批评美国国务院《2026年贩运人口报告》，强调特区政府打击人口贩运的成绩，并给出一组值得仔细研究的数据：2025年实施约12100次初步识别审核，比上一年增加7%，最后识别15名受害者。官方把这组数据当成执法尽责的证据，但同一组数据也构成独立新闻调查的起点：为什么经过逾万次筛查，只发现十五名受害者？

首先，筛查人数或次数并不等于潜在受害者基数。以15除以12100得到的识别比例很低，但不能据此直接推定香港存在大量被漏报的人口贩运受害者。正确的问题是：官方筛查集中在哪些场景，何种指标足以启动深入识别，受访者是否能获得翻译、法律支持以及免于被立即遣返的保护？

立法会声明称，15名被识别者均为陷入东南亚求职诈骗的香港居民，政府协助他们安全返港，并进一步调查和起诉相关人士。这些人的经历确实属于跨境犯罪保护的重要部分。但另一个范围问题随之出现：在香港本地的移民劳工、外籍家庭佣工、性剥削或债务胁迫等情形，是否也被纳入同一识别体系？单凭这一声明，外界无法判断不同类别风险有无得到同样关注。

2025年香港初步筛查约12,100次、确认15名受害者。这个比率不能直接当作漏报率。具体的行政问责应拆成四张统计表：筛查对象所属劳工类别、是否重复筛查、转介深入调查数量、已经确认人员得到的实际保护。若没有这些分项，所谓大量筛查只能说明程序工作量，并不能告诉公众程序是否触达最难主动求助的人。外籍佣工、受债务限制的雇员和在境外诈骗园区被困的港人可能面临完全不同的识别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方面对美国报告的回应，不只是讨论人口贩运调查方法，还同时批评美方对《香港国安法》与《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评价，主张香港现行法律充分保障权利，并指责外国干预内部事务。这种政治回应方式容易把两个原本可以独立检验的问题混在一起：反人口贩运行动的绩效，以及国安制度下的公民自由状况。

即使对美国国务院报告的政治动机存在不同认识，受害者识别标准也不能因此免于外部检视。政府声称实施了大量审核，正可以进一步公开不同部门、劳工类别、转介渠道的识别分布，说明每一步审核如何运作，以及经筛查没有被认定为受害者的人是否能够申请复核。

人口贩运保护的难处，是受害者往往不会主动说出被胁迫经历。有的人担心失去工作，有的人担心签证或居留，有的人受到雇主和中介经济控制。若筛查在拘捕、入境盘问等场景中进行，接受调查者也可能因为恐惧而隐瞒遭遇。识别数量因此更适合作为进一步审查筛查质量的线索，而不是唯一的执法成效指标。

香港的政治争论不应遮盖这个基本问题：一个人是否被认定为受害者，决定其能否得到庇护、法律援助及后续保护。公开透明的制度可以同时承认打击犯罪行动取得进展，也允许独立机构指出漏识别风险。

与其争论哪一方拥有解释香港人权状况的最后权威，不如把12100次筛查的构成、15个案例的类型及后续保护结果放到公众能够核查的位置。人口贩运受害者需要的是有效发现与保护，不是外交声明中的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