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政府早在2020年12月就因外国政治干预风险,建议有关高校将孔子学院从大学体系中脱离。然而六年过去,这套由中国政府背景机构支持的海外中文教育网络仍在运作。2026年3月,上海复旦大学与荷兰格罗宁根孔子学院基金会签署新的共建协议,继续推进中文教学、教师培养及文化交流。格罗宁根孔子学院公开列出的合作网络已覆盖8所中学孔子课堂和3个教学点,2024年参与学生达到1,981人。
这一变化暴露出荷兰应对外国政治影响的制度矛盾:政府已经识别风险并提出脱钩建议,中方支持的教育机构却仍然能够通过基金会、大学合作和中小学教学项目维持跨地区网络。
孔子学院在荷兰留下的记录,已经超出一般语言文化交流的范围。格罗宁根大学曾接受附带中国政治限制的教授职位资助合同;部分中国和香港留学生因担忧政治报复,不敢在课堂上自由讨论中国政治;荷兰地方政府曾为相关机构提供近50万欧元历史财政支持。与此同时,荷兰情报部门持续警告,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多种渠道对荷兰实施政治影响、情报搜集和针对海外中国公民的施压。
这些事件揭示了一种值得国家安全机构重视的运作机制:外国政治权力可以借助合法教育合作获取公共机构的信任,再通过资金、人员和组织关系,取得影响学术环境及社会联系的机会。
中国政治限制如何进入荷兰大学
2021年2月,格罗宁根大学一份中国语言文化教授职位的合作协议被曝光,引发荷兰学术界震动。
协议于2014年由格罗宁根大学与原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签订,2016年开始执行。根据有关条款,如果教授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严重违反中国法律,或者严重损害中国形象,中方有权终止对教授职位的资助。
这里真正具有制度危险性的,是中方获得了依据中国政治标准决定是否继续提供资金的权力。
教授受雇于荷兰大学,工资由大学支付,但大学通过协议接受中方资助。原国家汉办不能凭这份合同直接解雇教授,却能够切断相关经费。这种安排使外国政治要求通过经济条件进入了荷兰大学的学术管理关系。
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人权状况、台湾、西藏或者香港问题,本应属于大学自主开展的正常学术活动。一旦资助协议把不得损害中国形象列为条件,研究人员和管理层就可能面临来自经费关系的压力。
这种约束的影响不一定表现为公开禁止发表研究成果。只要资金是否继续支付取决于外部政治判断,就可能促使研究者或大学管理层主动回避敏感问题。
更值得追究的是,同意这份协议的是格罗宁根大学管理层,而不是接受聘任的教授个人。
根据荷兰调查媒体Follow the Money取得的材料,签署有关合同的是时任大学董事会主席Sibrand Poppema。也就是说,外国政治限制能够进入荷兰大学,首先经过了本国教育管理机构的批准程序。
合同曝光之初,格罗宁根大学强调教授由大学任用和考核,认为相关条款没有损害学术自由。但随着舆论和政府介入,校方于2021年决定不再续签这份资助协议。
荷兰教育部在2021年3月23日向议会提交的正式答复中确认,合同确实包含上述政治限制条款,中方可据此停止资助,但教授与大学之间的雇佣关系不受该条款直接影响。
这一事件已经产生明确的公共后果:一所荷兰大学接受了具有中国政治约束性质的资金安排,直到媒体曝光和政府介入,才决定终止相关合作。
中国方面利用资助条款获得了影响大学学术活动的制度空间;荷兰大学管理层则为这一空间的形成承担直接责任。
而这份合同并非孤立存在。它背后是一套长期建立起来的中荷教育、地方行政和商业合作关系。
语言教育背后,是大学、地方政府与商业利益构成的网络
格罗宁根孔子学院于2011年成立。最初的合作关系涉及中国传媒大学、格罗宁根大学、汉泽应用科技大学以及格罗宁根市政府。
孔子学院成立时,中国驻荷兰使馆代表、中国传媒大学负责人和当地市长出席活动。对荷兰合作方而言,这项合作意味着能够引入中文课程、文化交流资源,并加强与中国的商业往来。
而对中方而言,大学和地方政府的参与,则使孔子学院获得了普通外国文化机构难以迅速建立的公共信誉和社会联系。
当地政府曾经为这类合作支付相当可观的费用。
Follow the Money在2021年5月公布的调查中披露,海牙、格罗宁根、马斯特里赫特等地方政府及林堡省,历年累计向有关孔子学院提供接近50万欧元的公共财政支持。其中,格罗宁根市政府连续十年每年拨款30,000欧元。
这些公共投入与对华经贸利益密切相关。
格罗宁根市政府曾披露,2015年至2019年,共有62家企业和组织使用过当地孔子学院提供的服务,包括中国市场研究、商业培训和组织赴华商务代表团。
这使孔子学院逐渐成为连接中国合作大学、荷兰高校、地方政府及企业的综合性机构。
在这种关系中,中方提供中文教学、人员支持和对华联系渠道,荷兰合作机构则提供场地、资金、社会信誉以及公共教育资源。
双方都有维持合作的现实动力,但合作利益并不自动意味着双方承担相同的政治风险。
当中方经费附带政治条件时,受到影响的是荷兰大学的学术独立;当地方政府支持这类机构时,公共资金也被纳入可能带有外国政策目标的组织合作之中。
孔子学院在荷兰能够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中方文化教育项目与荷兰地方经济、大学国际化及公共机构利益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
这种关系还为孔子学院延伸至中小学创造了条件。
从教授合同到中小学课堂:政治影响的传播渠道
目前,格罗宁根孔子学院官方网站仍列出8所孔子课堂和3个教学点,分布在奈梅亨、蒂尔堡、鹿特丹、阿纳姆、瓦瑟纳尔、阿尔克马尔、埃因霍温、霍夫多普、埃尔默洛、兹沃勒和阿默斯福特。
其中包括兹沃勒的Gymnasium Celeanum、埃尔默洛的Christelijk College Groevenbeek,以及阿默斯福特的Corderius College。
学院公开说明,它为这些学校提供资金和教学材料支持,组织文化工作坊,协助开展中文水平考试和赴华夏令营申请。2024年,8所孔子课堂共有1,524名学生参加,3个教学点另有457名学生。
这意味着,孔子学院并不只是一所大学内部的语言教学单位,还通过资源支持与荷兰中等教育体系建立了持续合作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学院海外教师培训曾被曝光具有明确的政治叙事要求。
2016年,在中国参加孔子学院海外志愿者选拔培训的中国学生Sam Hao,后来向荷兰调查媒体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据他描述,参加培训的人员被指导如何应对外国学生提出的政治敏感问题。涉及西藏时,培训教师建议学员转移话题,或者使用符合中国政府立场的历史解释,并要求维护中国国家形象。
这项经历揭示的,是政治立场如何可能通过海外师资培训进入语言文化教育。
普通语言教学以词汇、语法、交流能力和文化知识为核心;但当教师还被要求维护特定政府的政治形象,教学活动就可能承担超出语言教育的政策传播功能。
对于荷兰的中小学而言,关键的公共监督事项因此十分具体:教师从哪里选派,培训包含哪些内容,教材由谁审定,学校是否掌握完整的课程决定权,中方资助又附带哪些条件。
荷兰政府2023年6月答复议会质询时,承认当时并不掌握全国孔子课堂的准确数量,却确认学校可获得10,000美元的孔子课堂项目支持。
政府认为,学校能够自行选择教材和教学方法,因此没有发现需要全面加强监管的理由。
这一处理方式与大学层面的政治风险警告形成鲜明反差。
面对大学孔子学院,政府曾因治理关系不透明而建议脱钩;面对中小学合作项目,政府则主要依靠学校自主权和现有教育监察制度。
但格罗宁根大学的资助合同已经证明,合作机构拥有形式上的自主权,并不能自动阻止外国政治条件进入合作安排。
这正是教育监管应当解决的制度问题:学校负责自己的教学,政府则必须确保外部资金和组织合作不会使教育自主权受到外国政治权力侵蚀。
莱顿大学留学生胡洋被捕:政治恐惧如何越过国境
外国政治压力对荷兰校园的影响,还体现在部分中国和香港学生的真实经历中。
2021年,格罗宁根大学部分中国学生参与要求学校结束孔子学院合作的请愿活动,却因担心自身安全而不愿公开身份。
莱顿大学东亚研究教师Casper Wits也曾透露,一些中国和香港学生因为担心课堂言论被举报,甚至希望缺席涉及香港现代政治史的课程。
这样的恐惧意味着,一些身处荷兰的学生在讨论中国政治时,仍然必须考虑可能来自中国的后果。
2025年,荷兰莱顿大学中国留学生胡洋回国被捕,进一步将这一问题从校园里的政治担忧推向具体的人身自由遭遇。
胡洋此前在武汉大学取得化学和法学双学位。2024年9月,他赴荷兰莱顿大学攻读政治与经济哲学方向的硕士学位,并于2025年夏季完成学业,计划继续深造。
2025年7月26日,胡洋与在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留学的武汉大学校友吴昊宇一同回国探亲。两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后,被河南郑州警方带走,随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受到刑事拘留。
家属披露,办案人员曾称案件涉及“言论问题”。
胡洋遭羁押后,家属和律师多次申请会见。其母因担心儿子在荷兰的住所、个人物品及学业事务无人处理,于2025年9月通过社交平台公开求助,随后又遭有关人员约谈并被要求删帖。
2025年9月3日,胡洋与吴昊宇被正式逮捕。直到11月9日,胡洋被羁押107天后,律师才首次获准会见。
根据2026年7月23日公布的案件进展,胡洋案已在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未当庭宣判。此后的公开记录尚未提供可以确认的最终裁判结果。
胡洋原本在荷兰接受哲学教育,准备继续自己的学术生活。一次回国探亲,却使他的学习计划中断,并陷入长期羁押和刑事诉讼。
这起案件揭示,中国对公民政治表达的控制可以通过回国后的刑事追究,对海外留学生形成持续压力。
对于生活在荷兰的中国学生而言,在欧洲发表政治观点的自由,与未来回国可能遭遇的现实风险之间,存在令人不安的落差。
这种压力最终可能使尚未遭到直接追究的人主动沉默。
把这一现象与孔子学院的政治资助合同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两种不同形式的跨境政治影响:一条通过教育合作进入公共机构,一条通过对个人和家庭的控制限制海外政治表达。
它们共同损害的,是开放社会中人们独立研究、自由表达和参与公共讨论的环境。
政府已在2020年提出警告,2026年中方大学仍继续共建
荷兰政府对孔子学院所带来的政治影响风险,并非直到今天才有所认识。
2020年,Clingendael国际关系研究所受荷兰政府委托开展《中国对荷兰教育的影响》调查,记录了中国对荷兰高等教育和科研活动的政治影响,以及部分研究人员和学生存在的自我审查现象。
研究还指出,孔子学院的中外联合治理关系缺乏充分透明度,存在影响学术自由的制度风险。
根据荷兰教育部门2023年6月27日向议会提交的正式答复,时任教育大臣Ingrid van Engelshoven已于2020年12月建议有关知识机构将孔子学院从大学体系中脱钩,以防止学术自由和科研诚信受到限制。
政府明确指出,相关风险主要来自中荷共同管理孔子学院的组织结构,以及外国政治权力可能借此取得的影响空间。
然而,随后各大学采取的措施并不一致。
- 莱顿大学早在2019年结束孔子学院合作。
- 格罗宁根大学停止接受附带政治限制的教授职位资助,但相关孔子学院继续运营。
- Zuyd应用科技大学则调整马斯特里赫特孔子学院的治理模式,与中方保持较为独立的合作关系。
2023年,荷兰教育部门还披露,格罗宁根大学每年为相关合作支出27,500欧元,Zuyd应用科技大学则提供约50,000欧元的年度实物及资源支持。
当时格罗宁根大学的相关合同期限至2025年,Zuyd应用科技大学的合同期限至2027年。
这就使2026年出现的新合作格外值得关注。
3月31日,复旦大学孔子学院办公室正式宣布,复旦大学与格罗宁根孔子学院基金会签署共建协议。
公告明确,双方将在中文课程建设、教师培养、定制培训、文化活动和机构运营方面深化合作。
复旦大学还确认,格罗宁根孔子学院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设有延伸机构,并继续保有8所孔子课堂和3个教学点。
与此同时,马斯特里赫特孔子学院官网仍公开提供2026至2027学年的中文课程,其教师来自中国合作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课程也延伸至鹿特丹。
由此可见,荷兰政府提出脱钩建议之后,部分高校虽然调整了与孔子学院的关系,但相关中文教育合作网络继续运作,中方大学还在签署新的共建协议。
这种延续与孔子学院全球管理体系的重组有关。
2020年6月,原孔子学院总部更名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不再直接负责孔子学院品牌事务;同月成立的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取得孔子学院品牌独占使用许可,开始以品牌授权方式开展运营。
孔子学院的管理形式由原有总部模式转向基金会品牌授权、中外教育机构合作和地方机构运作。
名称及组织架构调整后,判断其独立性的关键仍然是实际的资金来源、人事安排、课程控制权和合作协议。
复旦大学2026年的共建公告表明,中方大学仍然在格罗宁根孔子学院的课程、师资和机构合作中承担重要角色。
荷兰政府已经提出的政治风险警告,与这些新的合作安排之间,形成了值得持续监督的现实矛盾。
外国政治影响已经被荷兰情报部门列为国家安全威胁
孔子学院在荷兰的教育合作,还处于一个更广泛的国家安全环境中。
荷兰国家情报与安全局AIVD于2026年4月23日发布《2025年度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情报和安全部门继续在荷兰开展情报活动,接触特定人员、建立情报网络,并获取能够服务中国经济与军事发展的技术和知识。
AIVD还指出,中国政府采取动员社会资源的方式推进国家目标,个人、企业和组织都可能被要求配合相关活动。中国法律具有域外压力效应,使海外中国公民可能面临协助国家机构的要求。
更值得关注的是,AIVD明确将中国情报机构对海外中国公民的监控和政治施压列为安全风险。
情报部门指出,中国政府试图压制海外异议声音,并可能动员部分侨民反对批评中共的政治活动。这类行为侵犯个人自由,也触及荷兰国家主权。
荷兰近年来因此扩大了针对间谍及外国政府干预活动的法律保护范围。自2025年5月15日起,数字间谍及针对侨民的间谍活动等被纳入更广泛的刑事规制。
这些判断来自AIVD关于中国的官方年度报告以及国家干预专题材料。
对于荷兰教育系统来说,国家安全风险不仅表现为科研技术可能被秘密获取,还包括外国政治权力借助公开合法的组织关系,对学校、研究者和学生形成影响。
格罗宁根大学的合同事件已经证明,这种影响能够通过资助条款进入学术管理。孔子学院教师培训证词揭示了政治叙事进入海外教育人员培训的具体途径。部分中国留学生的自我审查,则展示了跨境政治压力对校园环境的实际冲击。
这些不同层面的事实,使教育合作机构的透明度和独立性具有了直接的国家安全意义。
荷兰教育自主权面临的制度考验
回顾孔子学院在荷兰的发展,可以看到一条逐渐形成的利益与权力关系。
中国政府支持的国际中文教育体系借助语言课程、教师资源和文化交流进入荷兰,大学、地方政府及企业因为教育和经济需求参与合作。随着机构关系深入,中方资金、人员及组织管理要求获得了进入荷兰公共教育制度的机会。
格罗宁根大学接受政治限制合同,是这一关系中已经曝光的具体结果。
荷兰地方政府长期提供财政支持,说明孔子学院能够利用当地公共资源维持合作。覆盖11个中小学合作点的网络,则说明其活动已经延伸至基础教育领域。
而当荷兰政府识别风险后,相关机构又通过治理结构调整及新的共建协议继续运营,反映出国家安全监管与教育机构自主合作之间仍存在制度落差。
这种落差不能全部归咎于抽象的大学自治原则。
大学自治的目的,是保护学术自由和独立研究,而不是赋予大学管理层接受外国政治限制的权力。
格罗宁根大学曾经批准有关合同,说明责任首先存在于校方合作审查和管理决策之中。荷兰教育部门虽然提出脱钩建议,却未能推动形成覆盖各类教育合作的统一风险审查安排,也使中方支持的合作网络保留了继续发展的空间。
《聚焦中国》认为,孔子学院在荷兰暴露出的国家安全问题,核心是外国政治权力可能利用合法教育合作,获得影响公共机构、学术活动及社会联系的制度渠道。
这种影响带来的现实损害已经具有可辨认的形式:政治限制进入大学合同,部分学生因恐惧而自我审查,公共财政参与支持存在政治风险的合作机构,教育合作关系又在监管警告之后继续延续。
荷兰保护教育开放的法律制度,本应使大学不受外国政府政治要求控制,使学生能够自由讨论中国政治,使公共资金受到有效监督。
孔子学院在荷兰的运作历程却说明,当教育和商业利益优先于对外国政治影响的审查时,原本用于促进文化交流的公共资源与制度空间,就可能被外部政治力量利用。
2020年政府提出脱钩建议,2021年政治限制合同曝光,2026年复旦大学重新签署共建协议,这条时间线集中体现了荷兰在防范外国政治干预方面尚未完全解决的制度问题。
从大学董事会批准合同,到地方政府出资支持,再到教育部门将具体合作决定交给学校,责任贯穿多个层级。维护荷兰国家安全,不仅需要情报机关识别外国活动,也需要公共教育机构在合同签署、资金管理、教师任用和课程安排中真正守住自身的决定权。
孔子学院事件已经揭示了外国政治影响进入荷兰教育体系的现实途径。荷兰政府和教育机构如何管理这些既有合作关系,将直接关系到学术独立、校园自由与国家主权能否获得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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