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撤销一名被告外国干预指控：法院材料披露警方所指中国公安任务链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地方法院9月30日撤销一名26岁中国籍男子所面对的“鲁莽外国干预”指控，但围绕中国公安系统在澳大利亚搜集宗教团体信息的案件并未结束。法院公开材料显示，澳大利亚联邦警察（AFP）的案件建立在手机电子取证、微信通信和任务指令之上；警方称，较早被捕的一名中国籍澳大利亚永久居民自2022年起接受中国一个公安机关的任务，并把部分任务转交给另外两人。Siru Zheng及这名身份受保密令保护的38岁女子目前仍面对外国干预指控，案件预计12月再次出庭。

被撤控男子的姓名一直受法院保密令保护。ABC报道，9月30日庭上没有公开检方撤回该项指控的具体原因。与此同时，较早被捕的38岁女子除原有“鲁莽外国干预”指控外，又面对一项“故意外国干预”指控。案件由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提供情报后启动的Operation Autumn-Shield调查发展而来。

从ASIO情报到手机取证：澳方公开材料已经形成一条公安任务链

2025年8月，AFP调查人员在ACT地方法院称，首先被捕的女子通过加密通讯应用接受中国一个公安机关的“个人任务”；警方搜查其住所时在手机中发现相关应用，并以电子证据可能被远程访问或改变为由反对保释。警方同时称，她自2022年开始为中国公安系统工作，接受的任务包括秘密搜集Guan Yin Citta（观音心灵法门）澳大利亚分支的信息。

随后公开的警方文件进一步列出任务内容：拍摄该团体在澳大利亚各地活动地点，搜集负责人资料和相关人员住址，调查创办人卢军宏2021年去世后的反应，并设法进入该组织、接近内部人员。2026年2月法院文件披露，警方的案件高度依赖三名被告之间以及与一名被指为中国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者之间的微信通信。较早被捕女子曾从中国向另外两人发送调查目标；男子询问要调查哪些主题时，她要求立即调查该团体现状及官方网站。

澳方目前公开出来的证据因此不只是“有人搜集公开资料”，而是由ASIO情报、手机取证、加密通信、具体任务内容和人员关系组成的指控链。公开法院材料尚未披露微信另一端公安人员的姓名、具体公安机关和职务，这也是这宗案件下一阶段最值得追查的上游责任节点。

丈夫任职公安系统，警方指称被告与中国安全体系存在直接人员联系

2025年8月的法庭程序还披露，首先被捕女子的丈夫在中国某省公安系统担任一个被英文报道译为“vice captain”的职务。公开报道没有披露丈夫姓名、所在省份，也没有证明丈夫就是微信中的任务联系人；但这项材料与警方所称的公安任务关系共同显示，调查对象与中国公安系统之间存在直接人员联系，而非只有一般性的中国背景。

AFP助理专员Stephen Nutt当时公开表示，警方指称有关活动是为了支持中国公安机关的情报目标。这也是澳大利亚2018年外国干预法生效后，首次有案件被警方描述为外国机构直接针对澳大利亚境内社群成员进行信息搜集。

为什么盯上观音心灵法门：中国国内反邪教系统早已把它列为治理对象

这宗案件的中国国内背景不能只用一句“该团体在中国被禁”带过。中国反邪教网长期设有“心灵法门”专题，2024年仍将其称为“非法组织”；2017年多地长安网转载的反邪教材料则把该组织描述为从澳大利亚向中国境内“渗透”，特别提到QQ群、微信群、境内共修组织及其与澳大利亚总部之间的联系。相关定性属于中国政法、反邪教宣传体系的公开立场。

这一国内治理目标与澳方披露的海外任务内容存在直接对应：警方所称任务同样集中在该团体的组织网络、负责人、住址、网站和成员活动。换言之，澳大利亚案卷呈现的并不是对一般商业或国防情报的搜集，而是中国国内被纳入反邪教治理的宗教团体在海外合法活动后，仍成为中国公安系统信息任务的对象。

中国反邪教网并非与公安、政法体系无关的普通民间博客。其公开资料显示，该平台长期进入全国政法、公安新媒体体系；2026年9月由中国反邪教协会、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反邪教协会和北京市昌平区委政法委共同举办的反邪教活动，还有中央政法委等单位人员参加。把这条国内治理链与澳大利亚警方取得的微信任务材料并置，能够看到同一对象如何同时出现在中国国内政法治理和海外公安任务指控中。

公安机关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位置，使责任不能只停留在海外执行者

中国公安系统自己的制度文件对其政治隶属关系表述得非常清楚。公安部公开文件要求“公安姓党”，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公安部党委文章还把“捍卫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列为法治公安建设的重要政治任务，并把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纳入公安机关维护政治安全的职责。

因此，这宗案件真正需要继续追踪的不是三名海外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而是澳方案卷所指的上游公安责任链：具体是哪一个公安机关、哪一名公安人员发出任务，任务在公安系统内部如何形成，搜集结果最终流向哪个部门，以及针对海外宗教团体的信息行动是否属于更广泛的政法和反邪教工作体系。

一人撤控没有终结案件，剩余两名女子的证据将在法院继续接受检验

2月保释程序中，ACT地方法官Glenn Theakston曾指出，当时能够显示Siru Zheng和26岁男子实施隐蔽活动的证据有限，庭上也提到部分搜集材料来自Google、公开新闻等开放来源。9月30日男子被撤控，使每名被告在整条任务链中究竟实施了什么行为成为案件下一阶段的核心。

但撤销一名男子的指控，并没有撤销针对较早被捕女子和Siru Zheng的案件，也没有抹去已经进入法院材料的微信通信、手机取证和任务记录。澳大利亚《刑法》第92.3条要求检方证明外国主体关系、隐蔽或欺骗行为以及相应主观要件；这意味着接下来的程序将进一步检验两名女子与中国公安任务之间的具体联系及其行为是否达到外国干预罪门槛。

时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千今年7月公开否认中国从事干预澳大利亚的活动，并批评澳大利亚安全机构和媒体渲染“中国威胁”。这一北京立场与AFP提交法院的公安任务材料形成正面冲突。对这宗案件而言，下一步最有价值的新事实不是重复双方政治表态，而是把已经露出的公安任务链继续向中国境内的具体机构和责任人员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