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地收入前三季度下跌27.9%：地方财政土地支柱失血，债息增长吞噬公共预算空间

把两条财政曲线并排放在一起，地方政府的困境便跃然纸上。财政部公布的2026年前三季度数据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16087亿元，同比减少27.9%；全国政府债务付息支出为10279亿元，同比增长4.7%。前者属于土地相关政府性基金收入，后者是跨层级的债务付息统计，分属不同账目；但一个主要收入来源继续收缩、债务成本继续增长，正在同时挤压地方财政的安排空间。

财政部10月23日公开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5.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只增长2.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低于全国水平；另一边，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仅21328亿元，同比下降22.3%，其中土地出让收入跌幅更大。一般公共预算增长与土地基金萎缩同时出现，地方财政的结构性困难并没有被全国收入增幅抹平。

土地出让金要用于征地补偿、土地开发及配套支出，并非可任意支配的净利润。财政部统计，前三季度与土地出让收入相关的支出为25565亿元，下降18.5%。支出包含跨年度预算安排与存量资金，收入和支出属于不同时间与会计安排。能够明确看到的是：土地交易与相关开发支出同步收缩，依赖地价上涨推动建设的地方模式正在失去原有动力。

路透社报道指出，房地产行业自2021年中期陷入持续低迷，侵蚀了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土地交易价格和开发商融资能力相互影响：开发商卖房困难，就减少拿地；地方财政土地收入减少，又可能压缩市政建设和配套工程，进一步影响地方经济。对普通家庭而言，这不是抽象的财政术语，而可能关系到小区周边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学校建设和住房项目交付。

全国政府债务付息支出1027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7%。利息属于维持既有债务的经常性成本，其增加会与其他公共资金需求形成竞争。学校建设、医疗服务、交通改善及环境治理的安排，取决于各级财政还能动用多少资源，以及地方政府优先向哪些债务和项目付款。

同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0.2%。分项表现明显分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加5.2%，卫生健康增加7.7%，节能环保下降12.5%，交通运输下降4.1%。这些全国数据揭示预算安排的方向，具体到一所学校或一家医院的服务变化，则需要对应地区的决算和项目执行资料。

在财政部新闻发布会实录中，债务管理司介绍今年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并拟提前下达2027年部分额度。前三季度专项债净发行3.56万亿元，约占全年额度的81%。专项债能够支持基础设施和公共投资，但偿付依靠项目收入或安排的财政资源。投入是否形成可靠收益、未来还本付息是否挤压公共预算，最终都需要回到具体项目的现金流与政府债券说明书。

过去地方政府竞相依靠土地升值、基建投资和融资平台扩大建设规模，习近平政府在房地产低迷后仍要面对这一发展模式累积的债务。制度设计将土地收益、行政审批和工程投资深度捆绑；一旦地价与交易下降，风险便从房地产企业传向财政、施工单位与居民。中央怎样安排地方财权与支出责任，决定危机由谁承担。

土地卖不动，债务仍在付息。地方政府需要公开的，不只是年度增长目标，更是项目收入去了哪里、债务怎样偿还以及公共服务为何被调整。

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收入140706亿元，增长6.1%；个人所得税13464亿元，增长14.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95593亿元，仅增长2.7%。税种和央地分成不同，让全国税收增长与基层地方财力变化呈现明显差异。基金预算又独立承担一批土地开发和专项债项目，地方财政不能靠全国税收增长一个数字宣布压力已经解除。

前三季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62754亿元，下降16.2%，涉及土地开发、专项债及特定建设项目。政府性基金和一般公共预算有各自的资金用途，土地收入骤减不能由全国税收增长自动填平。对县市政府而言，土地基金缩水后要调整的通常是项目节奏、基础设施支出与举债安排，其后果最终会出现在公共工程和地方经济活动中。

专项债与一般债在偿付来源、项目属性及预算管理上不同。每一笔新增债务都应有对应的建设进度、项目收益、还本付息安排和责任单位。若项目运营收入不足，地方政府需要从其他合规资金渠道承担缺口，今天为了稳投资作出的决定便可能成为以后年度的财政负担。

“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政策要求，落到县市就是取舍：继续支持哪些项目，暂缓哪些工程，以何种代价维持公共服务。房地产高增长时期形成的行政与融资体系由中央政策和地方考核共同推动，如今相关责任不应仅由财力薄弱的县区承担。

地方财政账本最终落实在学校、卫生院、道路工程和施工企业的账款上。政府若压缩项目、推迟付款或增加收费，承受后果的是企业、基层劳动者和居民。预算公开与独立审计，应当让公众知道这些取舍由哪一级政府决定，是否经过透明的程序。

土地出让收入下降27.9%，政府债息支出却增加4.7%，这不是可以通过一句“经济稳中向好”抹平的反差。地方政府过去把土地、借债和基建投资拧成同一台增长机器，今天机器转速下降，旧债仍在按期计息。学校改建是否停工、企业工程款是否延付、县级医院预算是否受挤压，最终都会把宏观数字翻译成居民的日常。财政风险没有凭空消失，只是从卖地的账本逐渐传到公共服务的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