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维权路与不肯妥协的李萌萌

那支笔她一直没动。

笔是派出所民-警推到桌子对面的，黑色，很细。旁边摆着一张调解协议，标题印着一行暗红大字。民警说，签了吧，签完就能回家。她盯着窗外看了一会儿，说，我不签。

那是2025年夏天上海宝山的某间调解室。没有监控，没有伤情鉴定，调解书像一张默剧的台词，等着有人盖章。后来她回想起来，那只是第十一年里最普通的一天。她后来被行拘、被逮捕、被收监、被拖出治安大厅，被扔在寒冷的台阶上，身边只剩纸壳和几只塑料袋。而那支笔，始终没有落到纸面上。

她的童年我们已经无从考据了。只记得媒体写她2015年23岁，在徐州饭店打零工。网上认识一个叫丁聪聪的男人，说能介绍工作。她跟着走进了经开区某个出租屋。之后的事，她向警察、向检察官、向法官反复说过很多遍：胶带封口，掐脖，窒息，她有三次以为自己活不成，最后一次醒来，天还没亮，她赤脚跑出去报警。警方取到了生物样本，当天穿警服的女民警把她的头搂住，让她别怕。那时她真的不怕——她以为法律是一堵墙，她撞上去会有回声。

丁聪聪被刑拘了，十几天后取保候审。案子沉下去，一沉五年。

五年间，不断有人来“做工作”。丁家托亲戚来说和，愿赔钱；派出所门口也有人递过信封。一个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姑娘可能说不清“证据链”，但她懂一件事：拿了他的钱，就等于同意他做的那些事全被洗掉。所以她摇头，不签，不拿，不回话。

2020年底，徐州经开区法院判丁聪聪强奸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她当庭听白。后来她申请抗诉，觉得掐颈、三个小时、胶带封口应是故意杀人未遂；检察院答复，现有证据体系不支持。她轮番申诉，没人再理会。她开始信访、发帖，把材料一条条铺在微博上。那段时间她删掉所有情绪词，就放案子和文书，可阅读量还是止不住往上涨。她膨胀到三千万流量，也引来了手铐。

2024年底，徐州经开区法院判她犯“寻衅滋事罪”，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缓刑是一根很细却很结实的绳。她去外地必须请假，手机定位不能关，发帖被人提醒“注意身份”。她自称没有签过认罪材料，但文书下来时，红章已经先盖到了。她讲不清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自己从“被性侵的人”变成了“缓刑犯”，世界看她的眼神都变了。她去市局反映，有人对她说，你在缓刑期，别走动；她在网上求助，有电话打进来，让她删帖；她离开徐州去上海打工，没有报告，这个动作后来成为她被收监的凭据。

2025年6月，李萌萌到上海市宝山区贝鸿房产上班。干到第六天，被辞退。第三天下午她去门店讨要工资，和店长曹路路在工位间争执。对方先骂了她，然后动了手。她跑去大华新村派出所，要求做伤情鉴定，要依法处理。她不懂为什么每到一个新地方，解决纠纷的办法就只剩下一个词：调解。民警说，店里没装监控，画面没有，你愿意的话，对方赔你一千块，这事就了了。她说不愿意。她要笔录，要鉴定，要受案回执。民警说，你先回去。

她开始投诉，去上级，打12389，发网帖，路过那间店时停下来，对着门头拍视频。她以为只要把一种堵在喉头的真相反复说出，总有一天会有个穿制服的认真把它接过去。可是没有。9月中旬，她再次报警时，接警的换成了普陀分局桃浦派出所，那回她不走。9月19日，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落下来：以谎报警情扰乱公共秩序为由，行政拘留十日。传唤证上只有签名，她自述没拿到正式笔录。她关在拘留所里还在想：那个动手打她的人，连一天都没被关过。

9月29日早上，十天期满，她踩着光走出拘留所门口。街对面站着几个穿制服的，第一句话带着徐州口音。逮捕通知书递过来，上面写着：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对李萌萌执行逮捕。十年旧账和一年新账一瞬间换算成同一个词：收监。她呼出的那口自由空气还没有落定，手上已经多了一副铐。

两年刑期，她被送回徐州看守所服完。她后来算过时间，从2025年6月被打，到2026年6月释放，正好一年。这一年里，她没有等来打人者的任何处罚，只把自己从“报案的”变成了“服刑的”。释放证明书发下来那天，她站在徐州监狱门口，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把那张纸叠了又叠，放进贴身的袋子里。

她又回了上海，去找那家中介，追讨二三十万提成佣金。公司的人说，本可结算，但有人打了招呼，没他们同意不准算。她去法院起诉，败诉；证据链在她脑子里清晰如在眼前，法庭不认。她又追那顿打的处罚赔偿，宝山分局在2025年6月23日传唤了她，然后给她一张《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沪公宝（华）不罚决〔2025〕00055，认定6月12日曹路路殴打、侮辱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理由有证人证言、嫌疑人陈述、书证、视听资料，可她知道，视听资料只写着四个字：无监控。

她没有住处。便利店、桥洞、废弃站台都睡过。后来派出所门口成了一处相对安全的落脚点，至少灯亮一整夜。再后来，她找到几张纸壳，铺在台阶上，窝在墙角，把塑料袋当被子罩住脚踝。初秋的上海下过一场小雨，她淋湿过两回。

9月12日凌晨，她在户籍室门外睡着。据她在后来材料里写：民警孟品闲警号045963走过来，脚踩在她小腹上，把那几张纸壳踢走。她蜷起来没还手。旁边保安吐了一口唾沫，说是民警让他这么干的。她没录音，没现场证人，只留下一段文字记录。

9月21日中午，她到市局门口，想碰碰运气，看福建信访窗口有没有人肯接她的材料。据她陈述，门口保安工号ZQ0079摸她胸，抢走手机摔在地上。她按了110。保安跑了。一个穿便服的人走过来：给你一千块，这事算了。她没要。办案民警叫徐东源，028697，不给她受案回执，不给被害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笔录删去了一段，她问那删掉的什么意思？无人回答。事后另有民警劝她：不可能给你任何文书，别无他求了。

当晚，她再到曹家渡派出所，想要一份接报警回执。据她后来说，保安和便衣把她从治安大厅拖出来，一路拖到市局后的一间小屋。她喊了几声“110”，没有警车来。后来她被放出来，站在凌晨的街边，早班的洒水车碾过她那片纸壳，水花溅湿了鞋。她蹲下来，把纸壳一张一张捡起来，像捡自己被碾碎的日子。

整件事里最让我触动的，不是那些红头文件，也不是两次隔离：是那支没被拿起来的笔。

丁聪聪案，调解协议放在她面前：签了，赔偿到手，案子变轻或变没了。她不签。

店长殴打案，调解协议放在她面前：签了，拿钱，伤不查，事不追。她不签。

市局门口保安猥亵，有人用一千块钱请她“私了”：签了，那张报案单从此不作数。她还是不签。

她是一堆所有诉讼里最“难伺候”的当事人。她不要钱，不要救资，不要一套住房，不要情绪安抚。她就要一张签了章的文书：记录打她的人的名字，记录摸她胸的人的名字，记录六年前那间出租屋的刑罚。可所有人都劝她，把文书放下，把钱拿起来。

一个不肯拿钱的女人，在一套以钱为逻辑的秩序里是失控的。她会让调解失效，会让综治网格失效，会让维稳判断失效。于是他们换了一种处理方式：不让“不拿钱”的人留在系统里，把她丢出去，再把丢出去之后的她定性为“纠缠”。从受害者变成被警告者，再到上访者，再到在被关的罪犯，道路十分平整。

李萌萌十一年里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太想得到一份配得上所受伤痛的交代。

这件事在系统性调矛盾的语境下，几乎不值得同情，甚至会被看成一种病。大家会说她“太执拗”“不懂法”“接受现实不就好了”。这说法有它自己的生活道理，可如果我们都接受它，就会承认受害者的合法愤怒是一种需要治理的债务。她拒绝了这笔债务。她把笔推回去的瞬间，她才真正突围了一次。

她最后的处境，恰恰是她亲手选的那个不和解的世界的镜像：一张纸壳铺在台阶上，几片塑料袋盖住膝盖，半夜有人走来，踢开她的被窝，她没有再说话，只是把纸壳挪回原位，继续睡。

李萌萌要写的从来不是谅解书。她在等一份迟到十年的判决书，一份能回答当初那个房间的判决书。为此她愿意把每一天铺成一张纸壳，垫在自己的身下，只要那个答案还没有落下来，她就一直垫着。

那个答案不来，她就成为它唯一的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