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嫁女叶红缨十年维权之路：法庭程序问题难以突破

导语｜法庭上的那个上午

2026年9月24日上午9点半，惠州博罗县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我坐在原告席上。这是我打官司的第十个年头。

开庭刚一开始，我的代理人方律师就对被告出庭人的身份提出异议——被告出庭的是淡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赖某妤 ，出示的身份是“诉讼代表人”，而不是行政机关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按行政诉讼的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

我也举手提出强烈异议：赖某妤虽分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以“诉讼代表人”身份代替负责人出庭，是否符合法定出庭资格，本身就该打个问号；她坐在这里， 我认为不符合行政诉讼出庭应诉人员的身份，扰乱了法庭秩序，请审判长将对方请出法庭 。

审判长没有回应我和方律师的异议，前后只淡淡地说了两遍四个字：“ 记录在案 。”又说， 被告的出庭身份经过审查，没有问题，符合法律规定 。

进入审判长询问原被告双方是否申请合议庭成员回避环节，我和方律师接着强烈申请审判长回避。理由是： 他涉嫌袒护、包庇被告。

庭审越来越激烈，大约只进行了15分钟左右，就进行不下去了，审判长宣布休庭5分钟。

一刻钟左右的庭审，审判长好像因为工作太忙昨夜没休息好的样子，精力不集中气色欠佳。甚至，我怀疑他没有认真审阅我的卷宗。

休庭后，合议庭合议过，但 博罗法院的院长并没有对休庭、也没有针对审判长的回避申请作出明确批准和表决。 审判长回来宣布：当天的庭审到此结束，择日再行开庭。

休庭期间，被告代表人 赖某妤和 她的代理律师（女）坐在那里，嬉皮笑脸，谈笑风生，被旁听人员怒斥。

这场官司，从2016年打到现在，我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景。

01 为什么一个农村女人要打十年官司 先说说我是谁。

我叫叶红缨，一名客家女，1982年生，广东惠州惠阳区淡水街道东华村企岭村人。我是这个村的原始村民，户口一直在这里。十年的艰辛诉讼，今年只有44岁的我已经头发斑白，一脸老相和倦容。

但在村里，我的身份从来不被完整承认。

2016年前后，村里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权、股份制改造。就在这个过程中，我被告知：出嫁女，不算。

不是说不给我成员资格——他们承认我是成员，却在关键的地方做手脚。比如股权配置， 村里把“嫁出去的女儿”配成0.2股，而其他成员是1股 。比如分户，我明明和我弟弟是两本户口、两个家， 村里却把我“并”进了弟弟家那一户 ，户代表写的是别人的名字，我这个实际户主在公示表上被排除。比如户代表的投票权，因为我“不是户主”，我不能参与村务会议的表决。

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 和我同村的刘某，不是原始村民，却可以单独列户、当户代表。我是土生土长的原始村民，反而被合并、被排除。

我问村里为什么区别对待。村里的回答永远是那一句： 要经成员会议、户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于是，我开始了维权。一打，就是近十年。

02 判决书赢了，公道没回来 这十年里，我拿到过好几份生效法律文书，都是有利于我的。

2016年，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13民终2823号民事判决，判令村里停止侵权，我有权享受与本村村民同等的待遇。

2022年，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13行终663号行政判决，判令淡水街道办事处作为监督机关，要对我的申请作出行政处理。

我一次次拿着判决去申请执行。2023年，惠阳区人民法院（2023）粤1303执2263号执行裁定。2026年，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粤13执复19号执行裁定——裁定书确认， 村里已经给我制作了股权证，但证上的户代表写的是别人，不是我 ； 在三资管理平台上，根本查不到我的成员信息。所谓的“备案登记”，只是走了一个形式 。

还有（2025）粤13刑终419号刑事裁定书。我在里面指控 村里长期侵害我的身份权、经济权 、参与权——把我违法并进别人的户，在土地款分配表里持续把我排除在外， 克扣我的核心收益，剥夺我的参会权、表决权、监督权 。

判决书一本本下来。可公道，始终没有真正回到我身上。

03 新的法律，2025年5月1日来了 2025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正式施行。

这部法律说得清清楚楚。

第八条：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第十八条： 成员结婚，未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原集体经济组织不得取消其成员身份 。

第十七条： 已经成为公务员的，丧失成员身份（聘任制公务员除外）。

我拿着这部新法，又一次向村里的公示名单提出异议： 名单里把我这个独立户主合并进了别人家；有人户籍已经迁走了却还占着成员名额；有人考上公务员还留着成员资格；有的家庭，女儿只配0.2股。

2025年5月6日，我向淡水街道办事处提交了《异议监督申请书》，提出三项诉求：确认我独立户主身份并单独列户；核查纠正成员名册里的违法状态；保障我作为成员的知情权，让我查阅户籍证明原件和相关会议记录。

04 监管的“一转了之” 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督机关。我的《异议监督申请书》，就是递到淡水街道办那里的。

街道办的反应，是一种我熟悉的处理方式。

2025年7月7日，街道办给村里下发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村里就我提出的问题整改或说明，5日内书面报送。

7月16日，村里报送了《整改情况说明》。怎么说的？关于分户：2025年5月27日召开了户代表会议，应到35户、实到28户，同意0票、反对28票，分户申请未通过。 关于公务员保留资格：正在整改中。关于查阅：同意看会议记录，户籍证明原件涉及个人隐私，不能提供。

然后，7月23日，街道办给我回了信。信的结尾，是最关键的一句话： 我街道作为监督方，尊重该社的民主决策结果 。

尊重民主决策结果。就这样，村里用一场“民主表决”否决了我的分户申请，街道办用一句“尊重民主决策结果”把监督的责任交还给了被监督者。

可我要的从来不是让谁替我作决定。我要的是监督机关去审查—— 那场否决我的表决，程序合不合法？那部把“嫁出去的女儿配0.2股”写进去的章程，违不违反男女平等？那个同意0票、反对28票的决议书，是不是真的像村里说的那样“程序符合法定要求”？

我翻过那份决议书。正文里写着“弃权的户代表人数6人”，表格里又写“弃权0票”。28个人出席，同意0、反对28、弃权6，这些数字自己都对不上。手写的那份决议书模板上，抬头写的是别的村、别的人名，像是 拿错了模板套用的。

我把这些问题一并写进了诉讼。

05 原告的诉求，和法庭上的那一刻 2026年1月，我向博罗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告淡水街道办事处不履行法定监督职责。案号（2026）粤1322行初714号。

我的诉求很清楚：判令街道办全面履行法定监督职责——它不是不能代替村里作决定，而是面对明显违法的决议和章程，负有监督、纠正的法定义务。

2026年4月24日，案件第一次开庭 。我提交了大量证据，包括那几份生效判决。

9月24日，第二次开庭 。就是开头那一幕。

让我真正难以平静的，不是被告答辩说了什么，而是庭审程序本身。

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这是法律白纸黑字的硬性要求，不是可以随意打折的软约束。可 被告没有让负责人出庭，只派来一个“诉讼代表人”应付。我们当场提出异议，审判长“记录在案”，不做处理 ——仿佛一句记录，就能把程序问题轻轻抹平。

审判长是可以被申请回避的——当我们认为他可能偏袒一方的时候，这是当事人最后的程序武器，也是法律给的底线保障。我们申请了，理由写在纸上。按照程序，回避申请应当由院长决定，在被申请回避的人作出决定之前，他应当暂停参与本案工作。可 直到休庭，院长既没有批准休庭，也没有对回避申请作出明确批准；审判长宣布当天庭审结束，择日再审 。程序悬在半空，没有回应，只有一句轻飘飘的“择日再审”。

程序，是普通人最后能抓住的东西。如果连程序都不能指望，那就只剩一句“记录在案”了。而现在，连这一句“记录在案”，也还没有等来一个明确的回应。

胡老狮||由一位广东客家女给惠州中院的《开庭审理申请书》看到的... ...

06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故事 我不觉得这只是我一个人的官司。一个农村女人的十年，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十年。

在广袤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里，“出嫁女”被合并、被减股、被剥夺参与权的遭遇，远非孤例。 一部刚刚施行的法律，白纸黑字写着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得以结婚为由侵害妇女在集体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可法律可以在一夜之间颁行，盘踞千年的观念，却不会在一夜之间退场。

更值得追问的是监督。集体经济组织的章程、决议、股权配置，都可以用“村民自治”“民主表决”的名义作出。但民主表决多数决不能对抗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多数人不能通过一场表决，剥夺少数人的法定权利。监督机关的责任，恰恰在于识别这一点，而不是一句“尊重民主决策结果”就结案。把“自治”当免罪牌，把“表决”当挡箭牌，恰恰是监督最需要亮剑的地方。

重男轻女、男尊女卑，从来不是哪一村、哪一姓的“传统”，而是数千年封建流毒沉淀在中国土地上的顽疾。 它让女人一出生就被区别对待，出嫁后成了“泼出去的水”，集体资产量化时只配0.2股，在户代表席位上被悄悄抹去名字。这套观念，与今天的社会文明、法治文明格格不入—— 法治的核心是权利平等，文明的前提是尊重每一个人。把“妇女”排斥在公平之外，就是对文明与法治最直接的背弃。

男女平等不是口号，而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刻度 。一个把一半人口排斥在公平之外的社会，无论经济多发达、楼宇多高，都称不上真正的现代文明。 只有男女平等，一个民族才能堂堂正正地融入现代文明的行列 。 我们不能一边高喊文明进步，一边默许把女人锁进0.2股的格子里。

更要警惕的是那些以“村规”为名的陈规陋俗，和以“宗族”为纽带的旧式势力——它们正是套在妇女脖子上最沉重的桎梏。它们用“传统”作挡箭牌，把歧视包装成“自治”，把排斥包装成“民主表决”。这样的“村规”，违背法律，就该被抛弃；这样的“宗族势力”，阻挠进步，就该被摒弃。移风易俗不是丢掉文明的根，恰恰是剔除那些阻碍文明生长、与法治背道而驰的朽木。

而这，正是监督机关必须站出来的时候。一句“尊重民主决策结果”，不能让违法的决议免责；一纸整改通知，不能让固化的歧视自动消解。当监督机关视而不见，歧视就会披着“自治”的外衣，一代一代传下去，直到又一个女人用十年去讨回本属于她的那一份。

写在最后 判决书还在继续出。案子还要再审。

我不知道下一场庭审会是什么样。但我想起2026年4月那几份成员公示——35户、179人，我的名字仍旧被并在我弟弟那一户里，户代表不是我。

十年了。他们换了好几版公示表，我的位置始终没有变过。

而那天法庭里，被告代表人赖某妤和她的律师谈笑风生的样子，我一直记得。

我不求快，也不求同情。我只求那四个字是真的——“记录在案”，是真的被记录在案。那样的话， 总会有一天，白纸黑字，会替我把公道还回来。

【内容验真说明】 本文事实全部来自当事人提供的本案诉讼材料与听审记录，主要依据如下，供发布前核对：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