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辩护人到被告人：榆林家族杀人案背后的司法困境

2003年，榆林中院的一份判决书中，贺玉山的身份是辩护人，为弟弟“贺占胜”辩护。三年后，同一桩案件，他成了被告人，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

又过两年，弟弟被宣告无罪，哥哥仍被判十三年。一个曾经替亲人喊冤的人，后来也成了等待洗冤的人。

他曾为弟弟辩护

2001年3月24日晚，陕西榆林，38岁的高某堂在210国道边被人发现，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因高某堂此前与贺家有过矛盾，公安机关将侦查方向指向贺家，多名亲属陆续被抓。

贺玉山也在其中。判决书记载，2001年4月27日，他因涉嫌故意伤害被刑事拘留，6月19日获释。但他的儿子贺斌、女婿朱继锋、弟弟“贺占胜”等人，仍被关押。

2002年，朱继锋、贺斌、王宏仁、“贺占胜”、陈培峰五人被起诉、判刑。上诉后，陕西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2003年的判决书，在“贺占胜”名下列着辩护人贺玉山，注明其身份为枣湾村村民。他以亲属辩护人的身份，为弟弟出庭。这份判决还记载，五名辩护人对控方证据提出异议，并提交了被告人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但榆林中院仍作出有罪判决，五人再次上诉。

当时，贺玉山还坐在辩护席上。

一次检举，五人变成九人

2005年12月，陕西省高院第二次将案件发回重审。也是这个月，贺玉山再次被抓。

案件出现了办案人员所称的“重大突破”。当时，在内蒙古服刑的辛起来写信检举，称同监服刑的白光军曾说起参与榆林的一起打人致死事件。白光军被带回榆林审讯，供述中新增的参与者，包括贺玉山、朱绪平、孙某甲。在这份供述里，贺玉山带着木棍等候会合，并参与了殴打。

2005年12月25日，贺玉山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刑事拘留，次年1月25日被逮捕。2006年7月14日，榆林市检察院重新起诉，被告人从五人增加到九人。

人数变了，指控的作案过程也变了。此前，指控的是五人在高某堂回家途中拦截、殴打；此后，变成一部分人先在榆林市区劫持高某堂，再驾车与另一部分人会合，共同殴打、抛弃被害人。

原来的事实没有查清，指控却扩大了。曾经为弟弟辩护的贺玉山，被列进了新的“九人作案团伙”。

弟弟的指证，成了给哥哥定罪的依据

贺玉山没有承认参与作案。2006年判决书明确记载，他否认指控，请求无罪释放。而法院在论证贺玉山有罪时，明确援引了“贺占胜”对贺玉山、孙某甲参与作案的指证。弟弟的一份指证，成了给曾经替他辩护的哥哥定罪的依据之一。

但贺占胜的供述，是怎样形成的？

贺占胜讲述过自己遭受刑讯的经历：双手双脚被展开，铐在双层铁床上；趴在木板上，身上压着木棒，办案人员踩着木棒来回滚动，直至大小便失禁。在本案中，提出刑讯逼供控告的还有多人。朱继锋曾当庭展示血衣，王宏仁曾向法官展示掉落的牙齿。2006年判决却以“无证据证实，不能成立”，否定了被告人关于刑讯逼供的辩解。

贺玉山的有罪认定，绕不开这些供述的来源与真实性。要把他人的指证作为定罪依据，就应当查清取证过程，核对前后变化，并检验是否有客观证据支持。这些问题，不能由一句不采纳刑讯辩解就代替回答。

2006年，榆林中院认定九人有罪。贺玉山被判十三年，贺占胜被判七年。

弟弟无罪，哥哥仍被判十三年

上诉后，陕西省高院第三次发回重审。

2008年11月，榆林中院第四次作出一审判决。这一次，王宏仁、“贺占胜”因证据不足被宣告无罪，贺玉山仍被判十三年。同一份判决书，弟弟无罪，哥哥有罪。

对照前后两份判决，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2006年说理中明确援引贺占胜指证贺玉山的那句话，在2008年对应的说理中被删去了。

“贺占胜”被指控共同作案的事实已经不能成立，他此前描述的共同作案过程，还能在多大程度上被采信？除去相关指证，认定贺玉山参与作案的其余证据，根本无法独立支撑有罪结论！

其余被告人继续上诉，陕西省高院第四次发回重审。此后，案件转至榆阳区法院审理。2010年，贺玉山的刑期由十三年降为四年十个月。从为弟弟辩护，到和弟弟一同受审，再到弟弟无罪、自己仍被判刑，贺玉山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需要司法机关回答的沉重的问题。

从辩护人到被告人，法律为何要设防

辩护人可能被随意追诉，这一风险，早已进入国家立法的视野。

2011年12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二次提请审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适时说明，增加特别程序，是为了避免同案侦查机关随意对辩护人立案、采取强制措施。

2012年通过、次年施行的刑事诉讼法，最终在第四十二条规定：辩护人因毁灭、伪造证据等妨害诉讼行为涉嫌犯罪，应当由原案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参与修法的黄太云在《人民检察》撰文解释：有些证人先前在压力下作了虚假陈述，后来向辩护律师说出实情，证言的变化却可能成为追究律师的理由。为此，修法还删去了原条文中的“改变证言”，防止把证言变化与作伪证混为一谈。

证据是真是假，应当接受审查。提出不同证据、质疑原有指控，本来就是辩护的职责。如果认真辩护反而带来失去自由的风险，受到损害的，将是每一个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的机会。

2013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撰文，称辩护律师是“法庭最可信赖和应当依靠的力量”。同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要求检察机关认真听取辩护意见，监督纠正妨碍律师依法执业的行为。

法律保障的辩护人，也包括接受委托、为亲人出庭的普通人。

贺玉山从辩护席走到被告席，是整个案件荒诞经历的一个缩影。高院四次发回，指控的作案人数从五人增加到九人，两人最终被宣告无罪，其余人却仍背负罪名。那些始终未能说清的事实、无法消除的证据矛盾，不能靠降低刑期来回答，更不能随着当事人刑满释放而被一笔勾销。

如今，该案申诉已经进入榆林市检察院、榆林市中院的审查程序。榆林当地司法机关应当正视这个案件积累至今的问题，全面审查刑讯逼供、不在场证据等申诉理由，依法推动再审、纠正错判。当年的裁判需要接受今天的审查，不能反过来成为拒绝纠错的理由。二十五年过去，刑期早已服完，这起案件欠下的真相与清白，应当尽快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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