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理工大学9月29日的通报用了四个严厉动作: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并宣布对“师德失范”零容忍。唯独没有出现最关键的信息——裴姓教师究竟做了什么。
校方称收到问题线索后成立专项工作组,经调查认定裴某“严重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行为,造成严重不良影响”。通报最后又强调要“严肃课堂纪律”“守牢育人阵地”。这是足以毁掉一名大学教师职业生涯的处分,却没有列出具体行为、发生时间、适用哪一条规范,也没有说明当事人是否拥有申辩或复核渠道。

在这份信息真空中,一段据称与裴某有关的课堂录音在网络传播。录音中的女性讨论中国最高权力层的性别构成,提出政治局常委为何不能有更多女性等问题。相关海外媒体据此把录音与解聘事件联系起来,但北京理工大学的公开通报从未确认两者存在因果关系。负责任的写法不能把网络录音直接当作校方处分依据;同样不能忽略,正是校方拒绝公开事实,才让外界只能用碎片化材料猜测发生了什么。
这场争议之所以超出一所大学的人事纠纷,是因为中国高校的“师德”制度本身就包含明确的政治纪律。教育部2018年发布的《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把“坚定政治方向”列为第一项,要求教师拥护中共领导,并规定不得在教育教学活动及其他场合有损害党中央权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第三项还禁止通过课堂、论坛、网络等渠道发表或转发所谓“错误观点”。

因此,“职业道德”在中国高校并不只处理性骚扰、学术造假、歧视学生、利益冲突等通常意义上的职业伦理问题,它同时承担意识形态纪律功能。正因为一套制度能够用“师德”同时覆盖真实的职业侵害与政治表达,处分机关才更有义务说清事实,否则公众无法判断一个人究竟因伤害学生、学术失范,还是因表达不合政治要求的观点而失去工作。
校方不公开具体事实,还有另一个后果:它把寒蝉效应扩散给所有教师。清楚写明某项可验证的违规行为,至少能告诉同行边界在哪里;只写“严重不良影响”“严肃课堂纪律”,则会迫使每个人自行猜测边界。对大学课堂而言,自我审查恰恰产生在这种不确定中——不是有人每天告诉教师哪些话不能讲,而是教师知道某句话一旦被剪辑、举报或引发舆情,职业后果可能极重,却不知道什么事实标准会被用来判断。
政治局性别构成本身是可以核对的公共事实。中共二十大产生的24名政治局委员没有女性,七名政治局常委也全是男性。大学课堂讨论女性政治代表性,无论得出何种结论,都应当以论证和事实回应。如果讨论本身能否进行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政治纪律,那么“大学”承担的就不是开放求知,而是为既有权力结构设定不可挑战的前提。
这里不需要替裴某预先判定清白。校方可能掌握公众尚不知道的严重事实;问题恰恰是,一所公共大学既然公开宣布最严厉的职业处分,就应当公开足以支撑处分的基本事实和规范依据。权力不能一面要求社会相信“经查实”,一面把“查实了什么”从通报里删除。
北京理工大学若认为此次处分与课堂政治言论无关,公开具体违规事实正是消除猜疑最直接的方法;若处分确与政治表达有关,则公众更有权知道学校用哪条规定、针对哪句话、以何种程序剥夺教师职位。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模糊都不应成为纪律权力的保护层。
大学最基本的制度价值之一,是让论点接受证据检验。校方对教师实施处分时,也应该接受同样的标准。否则,“师德”两个字越被反复强调,公众越无法判断它保护的是学生与学术共同体,还是保护权力免受课堂里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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