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说,没有必要制定“禁书清单”。

与此同时,书商却可能因为卖错一本书,被国家安全警察带走。

7月15日,香港警方国安处突击搜查旺角两家独立书店,带走五人并查扣大批书籍。警方称相关出版物涉嫌煽动对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仇恨。五人后来获准保释,案件仍在调查。

这已经是四个月内第三轮针对香港独立书店的国安执法行动。此前Book Punch书店人员曾因销售黎智英传记等书籍被捕;6月,又有书店经营者因涉嫌煽动和接受外国政治组织资金遭调查。

争议随后集中到一个简单问题:哪些书不能卖?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的回答是,不会制定禁书清单,因为这样不利于执法;但书商有责任确保销售的书籍不会危害国家安全。

这套规则制造了一个特殊的审查机制。

政府不必提前告诉出版商哪些书违法,却要求书商自行判断边界。一旦判断错误,可能面对国安调查甚至刑事责任。

最终结果不是“禁止十本书”,而是整个出版行业主动减少一百本、一千本可能有风险的书。

这就是模糊红线真正产生的效果。

香港过去曾是华语世界政治出版的重要中心,大陆无法出版的政治、历史和社会议题书籍可以在这里发行。如今,审查已经从报纸、政党和街头抗议进一步进入书架。

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警方究竟从书店搬走了哪些箱子。

而是下一批书在进入香港之前,出版社和书店是否已经因为害怕那辆警车,而决定根本不让它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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