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毛泽东，最高刑三年：拆解高兟判决，中共如何把历史批判变成刑事犯罪

一件艺术作品究竟可以被追究多少年？

艺术家高兟案件给出了习近平时代中国司法的答案：不仅作品本身可以成为犯罪证据，作品完成多年后继续展示、发布和传播，也可以被法院连接成一条持续行为链，最终让对毛泽东的历史批判进入刑事定罪。

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近日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判处高兟有期徒刑三年。国际特赦组织公布的信息显示，高兟决定提出上诉。按照公开判决信息，其刑期从2024年8月26日起计算，至2027年8月25日止。

这不是一宗普通艺术争议。

高兟与哥哥高强长期以“高氏兄弟”名义进行艺术创作，他们的作品经常涉及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国政治历史。其中最受关注的一类作品通过雕塑和装置艺术，把毛泽东从中共官方塑造的政治神坛拉回历史责任讨论。

对于高兟而言，这段历史也具有家庭意义。公开资料显示，他们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关押并死亡。兄弟二人的部分艺术创作因此直接涉及毛泽东时代政治暴力及其留下的家庭创伤。

问题在于，高兟创作部分涉毛作品的时候，今天用来给他定罪的罪名甚至还不存在。

中国《刑法》第299条之一所规定的“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是在2021年3月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加入刑法体系。按照中国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和从旧兼从轻原则，一个人在行为发生时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的，原则上不能用后来制定的刑法追究。

高兟案因此出现了最值得检查的法律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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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不是简单处罚旧作品，而是建立了一条“持续传播”链

公开判决材料显示，司法机关处理这个时间问题的方法，并不是单独把高兟2005年至2009年的创作直接认定为2021年以后新罪名下的犯罪。

检方指控和法院认定同时覆盖了后续传播行为。

案件材料涉及高兟早年制作相关雕塑，以及其后来通过互联网平台继续发布、展示相关作品和信息。法院最终把这些行为连接起来，认定其行为持续时间较长、传播范围较广，并据此适用《刑法》第299条之一。

这一区别非常关键。

如果法院仅仅因为高兟十多年前制作一件讽刺毛泽东的雕塑而依据后来生效的法律定罪，就会直接触及刑法禁止不利溯及既往的问题；而现在的司法路径，则是把2021年以后继续存在的网络传播行为纳入犯罪构成，从而避开最直接的追溯适用争议。

但避开形式上的时间问题，并没有解决案件更根本的问题：

从保护烈士到保护中共历史叙事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扩张过程，是理解高兟案件的另一把钥匙。

2018年，中国实施《英雄烈士保护法》。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进一步把严重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行为纳入刑事处罚，最高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从此，围绕中共认可的“英雄烈士”进行历史评价，不再只有删帖、封号、行政处罚或者政治批判风险，而可能直接面对刑事追诉。

高兟被判三年，恰好触及该罪名法定最高刑。

这意味着法院不是象征性处罚，而是对这一表达行为施加了极为严厉的刑事评价。

更值得警惕的是，“名誉”和“荣誉”原本属于高度依赖事实、历史评价和价值判断的领域。当国家同时掌握谁属于应当保护的政治人物、什么属于“侮辱”、哪些历史评价能够公开传播，以及最后由谁决定是否构成犯罪时，刑法事实上就获得了维护官方历史叙事的功能。

毛泽东为什么不能成为自由批判的历史人物

高兟案件最尖锐的地方最终指向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不是一个与公共事务无关的普通死者。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最高领导人，也是大跃进、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政治运动无法绕开的核心政治人物。

这些政策究竟造成多少死亡、政治迫害和家庭毁灭，本应属于历史研究、公共讨论和艺术表达的范围。

一个国家如果允许歌颂毛泽东，却把尖锐讽刺毛泽东推向刑事犯罪，那么受到保护的已经不只是一个死者的所谓名誉，而是一套由执政党规定边界的历史记忆。

习近平上台以后，这条边界进一步收紧。

北京不断强调反对所谓“历史虚无主义”，要求维护中共党史和政治人物的官方评价。英雄烈士保护制度随后从民事保护、行政监管逐步进入刑法体系。政治历史由此获得了一道国家强制力保护的红线。

高兟案正处于这条制度变化的终点：艺术家不再只是面对展览被取消、作品被封禁或者账号被删除，而是可能真正失去人身自由。

三年刑期留下的不是毛泽东名誉问题，而是中国人的历史权利问题

高兟案件最终需要追问的，不是他的作品是否令人不适，也不是所有人是否赞同他对毛泽东的评价。

言论自由真正保护的恰恰是这种权利：一个人可以赞扬毛泽东，另一个人也可以讽刺毛泽东；一个家庭可以记住革命胜利，另一个家庭同样有权记住文化大革命中死去的父亲。

国家不能只允许其中一种记忆存在。

习近平政权不断以“维护英雄烈士名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名义建立法律和政治边界，真正产生的结果，是中共逐渐取得决定历史应该怎样被记忆的刑事权力。

这也是高兟案远远超过一个艺术家命运的地方。

一个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政权，不需要用三年监禁保护已经死亡半个世纪的最高领导人免受一件雕塑的讽刺；只有当执政党的现实合法性仍然高度依赖对自身历史的垄断解释时，对毛泽东的批判才会被视为对今天权力秩序的挑战。

高兟面对的三年刑期因此留下了一个更大的法治问题：

当刑法开始决定人民可以怎样评价历史，受到审判的究竟是一件艺术作品，还是中国人自由记忆自己国家过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