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年轻女子,因为连续多日找不到工作、身无分文,饿到虚脱,倒在广东汕头的街头。她手中仅剩一部手机,甚至试图用它换取一口食物。恰恰在她倒下的前一天,邻近的深圳正在为APEC国际峰会举行高规格欢迎酒会,来自21个经济体的约1500名工商界代表及各国官员觥筹交错。
一边是国际贵宾面前的丰盛宴席,一边是中国年轻人在街头为一口食物放下自己仅有的手机。
这不是两个国家的故事,而是同一个广东省、同一个政治权力体系下,截然不同的现实。
11月17日晚,广东汕头市龙湖区泰山路,一名外卖员偶然发现一名年轻女子蜷缩在路边墙角。女子因找不到工作、身无分文,已经连续多日没有正常进食。她向外卖员表示,希望用手机换取食物。
外卖员没有接受她的手机,而是到附近买来牛奶,一口一口喂给她。女子喝下牛奶后,才逐渐恢复一些力气,勉强能够靠坐在墙边。
这段视频在11月19日传播后引发大量网民关注。有人感到心酸,有人主动邀请女子到家中吃饭,也有人质疑,在一个不断宣传经济繁荣、科技领先和国家强大的社会里,为什么一个年轻人连最基本的一顿饭都无法保障。
这名女子没有出现在国际会议的新闻画面中,也没有出现在官方宣传的城市繁荣景观里。但她的遭遇,却让中国社会一个长期被宏大叙事遮蔽的问题再次暴露出来:
当一个普通人失去工作、失去收入,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时,这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究竟在哪里?
一、汕头街头:一部手机,换不到一顿饭
这段视频最令人难受的,并不是女子倒在路边的姿势,而是她随后做出的举动。
她没有向外卖员索要现金,也没有要求对方替自己解决生活问题,而是拿出手中仅有的手机,希望用这部手机换取一点食物。
手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不仅是通讯工具。对一个在外地打工、求职的人来说,它还可能是寻找工作、联系家人、获取招聘信息和维持社会联系的最后工具。
当一个人愿意拿出自己仅有的手机换取食物,意味着她已经陷入极其困难的生存境地。
据视频拍摄者的叙述,这名女子来到汕头打工,却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夜间甚至住在附近的荒草丛中。外卖员发现她时,她已经虚弱到无法正常站立。
外卖员随后买来两罐牛奶,蹲在她身边喂食。女子喝下牛奶后才逐渐恢复体力,被人搀扶起来,靠在墙边休息。
这个普通外卖员的举动,反而成为视频中最有力量的一幕。
他没有豪华宴席,没有政治头衔,也没有任何行政权力。他只是一个每天奔波在城市街头、靠送餐维持生计的普通劳动者,却在遇到一个濒临饥饿的人时,拿出了自己能够提供的帮助。
一个普通外卖员用两罐牛奶挽救了一个陌生人的困境,而一个拥有庞大行政资源的政府,却没有出现在这段视频所呈现的救助现场。
这正是这段视频带给公众的强烈冲击。
需要指出的是,视频没有提供女子的姓名、年龄、家庭背景和医疗诊断,也没有交代当地民政部门是否在事后介入。但这些信息缺失并不改变视频呈现出的核心事实:一个求职无果、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已经陷入连食物都无法获得的困境。
二、深圳的另一场景:1500名贵宾的欢迎酒会
就在汕头女子饿倒街头的前一天,深圳正在举行一场规格完全不同的活动。
11月16日晚,2026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欢迎酒会在深圳举行。
根据央视财经公布的信息,这场活动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深圳市政府承办,来自21个APEC经济体的工商界代表、经济体高官及多国代表约1500人出席。
这是一场面向国际社会的重要展示活动。
酒会上的丰盛宴席、正式外交礼仪和国际嘉宾交流,构成了北京希望外界看到的中国形象:经济繁荣、城市现代化、国际合作以及强大的国家组织能力。
但是,当深圳的欢迎酒会与汕头街头的视频放在一起时,另一种现实无法回避。
一边是精心准备的国际宴席,另一边是一个年轻人为了吃上一口东西,愿意交出自己仅有的手机。
一边是国家宣传机器不断展示的经济实力,另一边是普通人面对失业和生活困难时的无助。
这并不是说举办国际会议本身有什么问题。国际交流、商务合作和城市建设本来就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活动。真正值得质疑的是,当政府有能力投入大量资源组织高规格活动时,为什么社会中仍有人陷入连基本食物都无法获得的处境?政府有没有建立足够有效的失业救助、临时生活救助和紧急救援机制?
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富裕,不能只看国际宴席上摆了多少佳肴,还要看一个失去工作的人能否在最困难的时候获得一顿饭。
三、青年就业困境:官方统计中的数字,与街头一个人的命运
汕头女子的遭遇并不能单独证明中国整体就业状况,但它让一个更大的社会问题变得具体:在经济压力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失去工作的人究竟如何维持基本生活?
中国国家统计局11月18日公布的2026年10月就业数据,显示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不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7.2%,25至29岁为7.3%。青年失业率虽然连续两个月回落,但仍意味着青年就业市场存在相当规模的就业压力。
官方数字呈现的是经过统计口径计算的整体就业状况,而街头视频呈现的则是一个人的实际生存处境。两者不能直接画等号,却必须放在同一个社会背景中观察。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失业并不只是没有一份工作那么简单。
对没有稳定收入、没有家庭支持、没有足够积蓄的年轻人来说,失业可能迅速演变为一连串生存危机:
- 无法支付房租,只能寻找临时住所,甚至露宿街头。
- 没有稳定收入,无法保障基本饮食。
- 求职需要交通、通讯和住宿成本,而这些成本本身又可能成为就业障碍。
- 一旦失去手机、身份证件或其他重要物品,重新寻找工作和联系社会支持网络将更加困难。
汕头这名女子的遭遇,正好呈现了这种脆弱处境:她需要工作,却找不到工作;需要食物,却没有钱购买;需要帮助,却只能寄希望于偶然路过的陌生人。
这也是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的根本意义。
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应只在统计报表中体现就业率和经济增长,也必须在一个人失去收入、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时,提供及时、可获得的救助。
四、救助体系在哪里?不能让人的生存依赖偶然的善意
中国并非没有社会救助制度。
按照中国现行制度,民政部门设有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以及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等机制。对于因突发困难而暂时陷入生活困境的人,政府有相应的救助职责。
问题在于,制度存在不等于每一个有需要的人都能及时得到帮助。
对于汕头这名女子,公开视频和现有转载报道没有交代几个关键问题:
- 她是否持有当地身份证件,是否属于外来务工人员?
- 她是否曾经向社区、街道或民政部门求助?
- 她在泰山路附近露宿期间,有没有基层工作人员发现她的处境?
- 外卖员救助之后,当地是否安排了进一步的生活救助和安置?
这些问题关系到事件是否得到真正解决。
如果一个失业者必须等到饿倒在街头、被路人偶然发现,才有机会获得一顿食物,那么基层社会救助的主动发现和及时介入机制就值得认真审视。
更重要的是,社会救助不应成为依赖个人善心的临时慈善。
外卖员买牛奶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善举,但他没有义务承担政府的社会救助职责。真正应该建立的是一套能够主动发现困境、及时提供食物和临时住所、协助寻找工作并持续跟进的公共服务体系。
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不应取决于他是否足够幸运,恰好遇到一名愿意帮助他的陌生人。
这才是汕头事件对地方政府提出的具体治理考题。
五、从汕头到深圳:一场国际盛会背后的权力优先次序
汕头距离深圳并不遥远,两座城市同属广东省。
APEC期间,深圳为了保障会议顺利举行,实施了大范围临时管控。
自由亚洲电台11月19日报道,深圳部分居民被劝暂时离开住所,部分工地停工,街头摊贩暂停营业。报道还披露,一名日薪350元的油漆工被要求停工九天,管理方要求工人留在宿舍拍照打卡,但没有提供停工补偿。
英国广播公司也报道了这名工人的遭遇。他所在的工地距离会议主会场十多公里,仍然受到停工安排影响。对靠日薪养家的劳动者而言,这不是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假期,而是实实在在的收入损失。
与此同时,深圳市政府为会议进行城市环境整治、交通组织和景观美化,官方宣传集中展示城市形象和国际交流成果。
这里呈现出一个值得深入追问的政治问题:为什么一场只有两天的国际峰会,能够在短时间内调动如此广泛的行政资源,而普通人的就业困难、生活救助和基本保障,却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治理关注?
这并不是要求政府停止举办国际会议,也不是否定城市公共管理的必要性。
问题在于权力的优先次序。
当政治任务成为地方政府必须完成的首要目标时,基层行政系统往往会优先确保上级交办事项不出差错。道路必须整洁,街面必须有序,安保必须严密,会议必须顺利。
但是,普通人的生计问题并不会因为这些任务而消失。
一个失业青年需要工作,一个日薪工人需要工资,一个街头摊贩需要经营收入,一个失去住所的人需要临时安置。这些都是政府必须面对的公共责任,而不是可以在重大政治活动期间暂时搁置的社会问题。
习近平政权所强调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形象,不能凌驾于普通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之上。
在缺乏独立监督的权力结构中,地方政府更容易将完成政治任务置于优先位置,而普通人的诉求则可能被层层行政程序消解。
这正是从深圳APEC管控到汕头街头饥饿事件,值得联系起来审视的制度问题。
六、习近平的政治形象工程,与被压制的社会真实声音
汕头女子饿倒街头,与深圳APEC欢迎酒会之间,并不存在已经证实的直接因果关系。但两件事放在一起,揭示了中国政治治理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官方宣传所强调的国家繁荣,与普通人实际生活中的困难,往往不是同一个叙事。
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共进一步强化了党对政治、经济、媒体、互联网和社会组织的控制。
在这种政治结构下,政府对外展示的形象,往往经过高度组织化的宣传和行政安排。大型国际活动不仅是外交交流的平台,也成为展示国家实力、领导人政治影响力和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窗口。
问题在于,谁有权决定什么可以被展示,什么不应该被看见?
一个国家可以宣传GDP增长,可以展示现代化城市,可以组织盛大的国际会议,但如果媒体不能自由调查公共权力,如果公民不能公开批评政府,如果受害者不能通过独立司法追究责任,那么社会真实情况就很难得到充分呈现。
汕头女子的视频能够引发关注,恰恰因为它没有经过官方新闻宣传的筛选。一个普通外卖员用手机记录下的街头场景,反而让更多人看到官方宏大叙事之外的现实。
这并不是说中国媒体完全没有报道就业和民生问题,而是说,当涉及政府责任、行政权力滥用以及政治敏感问题时,独立调查和公共监督受到严格限制。
习近平政权最值得批评的,并不只是它如何组织一场国际盛会,而是它不断强化一种权力结构:党和最高领导层拥有广泛的决策权,社会却缺乏与之相匹配的独立监督机制。
当权力缺少有效制约,普通人的生存问题就可能被当作次要事务,公共资源也可能优先服务于政治展示。
七、从民生困境到系统性人权侵害:习近平政权不能回避的责任
汕头女子的饥饿经历属于民生与社会救助问题,不能直接定性为危害人类罪。但如果要真正理解习近平政权的政治性质,就不能把中国社会中的严重人权问题与其权力结构割裂开来。
在新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022年8月发布的评估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的严重人权侵犯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危害人类罪。
报告涉及任意拘押、歧视性政策、宗教文化自由受限以及其他严重侵权行为。联合国人权机构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释放被任意拘押人员,并调查相关侵权指控。
美国政府则正式认定中国在新疆实施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这是美国政府的正式判断,并非国际刑事法院已经作出的司法判决。
在宗教信仰领域,法轮功修炼者长期遭受拘押、酷刑和其他迫害。联合国特别程序及国际人权组织持续关注中国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受到侵犯的问题。
在政治表达领域,独立记者、人权律师、民主活动人士和公民记者因调查公共事件、批评政府或参与公民行动而遭到拘捕、判刑和监控。
这些问题有各自不同的受害者、证据和法律性质,不能简单混为一谈。但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公民缺乏能够独立于共产党权力体系之外、有效制约政府的制度性保障。
习近平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对中国政治方向、党政权力结构和国家治理体系负有重大政治责任。
对于新疆等地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行为,必须继续追查具体政策制定者、执行机构和直接责任人,依据国际法进行调查与问责。
不能因为一个政权能够组织国际会议、建设现代化城市,就认为它可以免于接受人权审查。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它对本国人民的责任,是两个不能相互抵消的问题。
八、真正的国家强大,不应该建立在普通人的无助之上
这段汕头街头视频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响,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最基本、也最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人辛苦来到城市寻找工作,却连一顿饭都无法保障,这究竟是个人的不幸,还是社会治理必须正视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这名女子叫什么,也不知道她经历了怎样的家庭变故。她可能只是中国无数外来务工者中的一个,试图通过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却在求职失败后陷入困境。
但她的遭遇不应该被简单归结为个人命运。
在现代国家,保障公民基本生存、维护劳动者权益、建立有效的社会救助机制,本来就是政府最基本的公共责任。
习近平政权不断强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断展示现代化城市、先进科技、国际影响力和国家综合实力。
然而,国家实力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如果一个年轻人失去工作后,只能睡在荒草丛中;如果一个劳动者没有收入,就可能连下一顿饭都无法保障;如果一个普通人必须依靠偶然遇见的外卖员才能获得食物,那么所谓发展成果就必须接受更加严格的社会检验。
深圳APEC的欢迎酒会可以结束,国际嘉宾可以离开,城市灯光也会恢复平常。
但汕头那个饿倒在路边的年轻女子,仍然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谁来帮助她重新获得工作?谁来保障她的基本生活?地方政府的救助责任究竟落实在哪里?
一个政府真正应该优先维护的,不是领导人的国际形象,而是普通人的生存尊严。
习近平政权可以用国际会议证明自己的外交影响力,却不能用外交影响力抵消国内的民生困境;可以用现代化城市证明经济建设成就,却不能用城市灯光掩盖失业者的饥饿;可以要求社会服从政治安排,却不能要求人民放弃监督权和基本权利。
汕头街头的一部手机,深圳宴席上的丰盛佳肴,以及APEC会场外被迫停工的劳动者,共同构成了这次事件最值得记录的现实。
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应该让一个年轻人靠出卖手机换取一口食物;一个真正尊重人民的政府,也不应该让普通人的生存尊严排在政治形象工程之后。
这才是深圳APEC繁华叙事之外,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真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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