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超的“AI城市大脑”先接入保安局：香港数据治理跨过什么界线

香港拟建立的“AI城市大脑”，第一阶段就把保安局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纳入。李家超在2026年施政报告中安排的，不只是一套交通或救灾工具，而是让多个部门的数据进入共同分析环境，并将用途写到日常公共秩序管理。

施政报告第418至420段给出了具体架构：政务司司长领导专责小组，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及运输及物流局等参与；各部门同步发展或升级自身设施，再接入系统。跨部门数据共享并不是远期附带效果，而是这项计划的建设目标。

警务处拟建的“跨部门重大事故平台”，用于应急单位交换实时数据，掌握伤亡及失踪人数，并以人工智能加快了解受影响者情况。发展局则继续收集建筑信息模型数据，完善三维数码地图；智能无人机管理平台也将扩展至全港战略区域，支援超视距巡查、自动监察和人工智能分析。不同资料汇入共同运作图像后，政府获得的是跨部门观察和调配能力。

交通部分已有相对明确的地点和时间：香港仔被选作试点，应对极端天气的功能拟于2027年推出，其余功能在2028年推出。相比之下，“日常公共秩序管理”覆盖何种活动、怎样限制分析用途，第418至420段没有给出同样具体的范围。用途一端写得宽，权限另一端写得少，正是计划中的政治问题。

中国人权10月16日的数字权利报告关注这项安排，提到资料访问、保存和独立监督风险，并转述李家超此前表示系统不会取用个人数据。政府的承诺应与方案中关于伤亡、失踪及受影响者资料的描述一起理解：一般城市统计与能够辨认具体个人的信息，不应在“数据共享”的概念下被混成一类。

这并不意味着系统已经用于追踪异见人士。现有材料描述的是建设计划，以及在计划形成时就应受到讨论的权力配置。对香港公民而言，关键变化是原先分散在不同部门的信息，可以由保安和警务体系共同调用、分析；以应急为名建立的能力，一旦延伸到日常公共秩序，就会接近集会和公共表达所在的领域。

政府以效率解释技术投资，公众承受的却包括数据权力集中的长期后果。不能把救灾成效当成扩大一切日常分析用途的当然授权。系统建设越早，明确用途限制、保留可追溯访问记录和允许独立检查就越有意义；等数据库接通以后再讨论边界，公民面对的已经是一套正在运转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