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9日,习近平、特朗普与普京在深圳麒麟山庄举行首次三方会晤,随后共同发表一份题为《和平宣言》的四点声明。三国元首宣示防止核战争、改革联合国,却在第三条共同强调国家官员豁免和国家同意原则,要求国际刑事法院及类似机构不得“滥用管辖权”。就在这一条款获得三国政治背书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仍是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的对象。一份以和平命名的共同声明,把国家领导人的法律责任问题推向国际政治中心。
美国白宫11月19日公布的宣言全文与中国官方公布的《中俄美元首和平宣言》内容一致: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意推动联合国改革;增加成品油生产和供应;强调国家官员豁免及国际刑事司法管辖边界;并就降低核风险、防止核扩散开展对话。四点声明没有给出结束俄乌战争的时间表,也没有提出对乌克兰战争及伊朗冲突的具体解决安排。
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当天的报道均特别指出官员豁免条款的政治意味。与联合国改革和核风险对话等原则性内容相比,这一条款涉及的是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当国家最高权力者被指控犯下国际罪行,究竟由谁有权追究其个人责任。
宣言第三条:从外交礼仪进入司法管辖
白宫公布的宣言第三条写道:“三国元首认可国家同意原则和尊重国家官员享有豁免至关重要,一致认为国际刑事法院以及其他类似机构不得滥用管辖权。”这一表述没有列出具体案件,也没有明确界定何种调查属于“滥用”,却把对国际刑事法院的限制要求写入三个大国领导人共同认可的政治文件。
国家官员在外国国内法院享有哪些豁免,与国际刑事法院依照《罗马规约》行使刑事管辖权,并非完全相同的法律问题。官员豁免既涉及属人豁免与属事豁免,也涉及国家法院和国际法院之间不同的司法规则。把不同问题压缩成一句“尊重豁免”,政治效果十分清楚:强调主权与同意,淡化针对国家领导人的国际刑事责任。
《罗马规约》第27条明确规定,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等官方身份本身不构成免除该规约所规定刑事责任的理由,相关身份所附带的豁免原则上不能阻止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与此同时,第98条还涉及国家间豁免义务及司法协助请求的复杂关系。深圳宣言不会自动修改《罗马规约》,却可能为反对国际刑事追诉的政府提供新的政治论述。
普京逮捕令:宣言最现实的政治背景
2023年3月17日,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对普京与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专员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发出逮捕令。法院表示,有合理理由相信二人涉嫌对乌克兰被占领地区儿童非法驱逐和转移承担个人刑事责任。这属于战争罪指控,并非已经作出的有罪判决。
这份逮捕令直接影响了普京的国际活动。2024年9月,普京访问蒙古国,蒙古作为《罗马规约》缔约国并未执行法院要求的逮捕和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同年10月24日认定蒙古未履行合作义务,并重申国家元首的个人豁免不能作为拒绝执行法院命令的理由。
深圳会晤因此出现尖锐的现实反差:一位受到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国家元首,坐在联合国安理会另外两个常任理事国领导人身旁,共同发表要求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克制行使管辖权的声明。美联社指出,特朗普和普京在反对国际刑事法院方面找到了共同立场;法新社亦将此列为本次峰会最受关注的内容之一。
北京立场并非临时出现:中俄连续两年为官员豁免铺路
把2026年深圳宣言与过去的中俄官方文件连起来看,就会发现这并非一场会议中的偶然措辞。2025年5月,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维护国际法权威的联合声明》专门论述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称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等高级官员享有属人豁免,并承诺在符合各自国际义务和国内法的前提下,保障对方官员相关豁免。
那份2025年中俄声明还明确涉及第三国及多边机构提出的引渡与法律协助请求。到2026年5月,中俄另一份联合声明再次强调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如今,深圳宣言将相近原则从中俄双边文件提升到中美俄三边共同声明层面,说明北京已持续把国家官员豁免作为外交议程的一部分,而非仅在普京面临逮捕风险时临时表态。
需要区别的是,2025年中俄文件主要讨论外国刑事管辖豁免,2026年深圳宣言则明确点名国际刑事法院。由双边刑事司法合作原则扩展到对国际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政治表态,才是此次声明中值得追踪的制度变化。
习近平的角色:把主权政治推向国际追责体系
习近平作为东道主,在深圳召集三国元首举行会晤。中国并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俄罗斯和美国同样不是缔约国。但是否参加规约,与国际刑事法院在满足特定管辖条件时能否调查有关犯罪,是两个不同问题。对不受国际独立刑事审判约束的强国领导人而言,围绕法院合法性和管辖权展开的政治施压,具有长期的制度意义。
中国官方多年来强调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反对外部司法干预。这些原则在国家关系中具有重要法律地位,但如果被无限扩大为最高官员免受独立司法调查的政治屏障,最直接受影响的是严重国际罪行受害者寻求司法救济的机会。对北京而言,深圳会议提供了一个把其长期主张纳入大国共同话语的场合;对国际刑事司法体系而言,则意味着对管辖权限制的压力出现在最高层外交文件中。
此次声明没有宣布三国共同退出某一法院,也没有创设阻止国际刑事法院执行逮捕令的新法律程序。它真正改变的是政治场景:反对“滥用管辖权”的措辞由单边或双边主张上升为三国元首共同声明,并且与联合国改革、核稳定等更广泛的议题放在同一框架之内。
和平宣言为何避开战场与受害者
这份声明把“核战争不能打、也打不赢”写进最后一条,但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被非法转移儿童的处境以及如何落实国际司法程序没有提出具体安排。美联社在会后报道中指出,宣言同样未提及伊朗战争。法新社和英国《卫报》均注意到,和平宣言的政治措辞与实际战场议题之间存在显著距离。
三国对联合国改革没有提出具体路径,对防止核扩散只提出未来对话,对能源供应也仅作原则性承诺。与这些宽泛承诺相比,要求国际刑事法院避免“滥用管辖权”却是指向明确的制度表态。外交场合的“和平”概念,因此被置于一个以国家主权与领导人地位优先的安排之中。
在乌克兰儿童遭非法转移的案件中,司法机制讨论的核心是具体行为是否构成《罗马规约》列明的犯罪,以及嫌疑人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在深圳宣言中,三位国家元首首先表达的是对官员豁免和国家同意的共同重视。两份文本之间的重点差异,显示强权外交和国际刑事司法在责任认定上的不同优先顺序。
对国际秩序的真正考验
国际刑事法院没有自己的警察力量,逮捕令的执行依赖国家合作。正因为执行能力取决于政府配合,政治大国对法院管辖权的集体施压才可能产生现实后果:它能够影响第三国如何衡量接待被通缉领导人的外交利益与司法义务,也可能削弱国家合作意愿。
从2025年中俄针对官员豁免的双边声明,到2026年三国在深圳共同点名国际刑事法院,一条外交政策脉络已经显现。习近平政府推动的并不只是针对某个案件的言辞支持,而是将国家官员豁免置于大国治理国际秩序的制度讨论中。特朗普和普京的共同认可,让这项主张得到更广泛的政治声量。
然而,能够共同发表宣言,并不意味着三位领导人就能决定国际刑事责任的边界。《罗马规约》规定的犯罪构成、管辖条件和国家合作义务不会因为一场峰会而自动消失。深圳宣言留下的核心政治事实,是三位握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在宣称维护和平的同时,把限制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权力写入了共同文件。这不是法律规则已经被改写,而是权力正在公开争夺由谁来解释和执行这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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