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由之家旗下“中国异议监测”(China Dissent Monitor)最新季度报告显示,2026年7月至9月,中国各地记录948起公开抗议与异议事件,比第二季度的846起增加102起。工人发起的抗议占44%,购房者和业主占27%,农村居民占9%。在经济增长、就业与房地产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劳动报酬和住房权益成为社会矛盾最集中的两类议题。
讨薪抗议提前出现,建筑工地成主要现场

报告指出,第三季度线下抗议中,与劳动权益相关的事件占比由2025年同期的38.2%上升至45.2%。这一比例在2026年7月为28%,8月达到58%。通常在春节前集中出现的讨薪行动,2026年可能提前进入高发阶段。研究人员提醒,抗议记录取决于可观察到的公开资料,不能简单等同于全国实际发生总数。
建筑工地占工人抗议事件的52.8%,明显高于建筑业在非农就业中的比重。房地产开发商资金困难,工程款经由总包、分包与劳务环节层层传递,最终让实际施工的工人承担了现金流断裂的后果。工程完工、劳动已经付出,却无法按时拿到工资,说明欠薪不只是个别企业失信,也涉及工程资金监管、分包责任和劳动执法是否真正到位。
国有建筑企业也频繁遭到讨薪
报告称,2026年中国建筑集团相关项目共记录85起抗议事件。第三季度与国有企业有关的建筑工地抗议占38.1%,涉及15家国有企业集团下属43个单位。国企背景并未自动成为工人按时领取工资的保障。对外公布的工程规模、合同收入与施工现场实际工资支付之间,存在需要追查的距离。
这组数据提出一个具体的公共责任问题:地方人社部门是否及时启动欠薪处置,住建部门是否落实工资专户与总包代发制度,国资监管部门又是否核查所属施工单位的支付责任?如果项目账面仍有合同、进度和产值,却连续出现工人集体讨薪,就不能仅让最末端的劳务分包商承担解释责任。应当公开具体项目的资金流向、工资专户使用情况、欠薪金额与处理结果。
从工地到工厂,抗议并非单一行业现象
报告记录,工厂抗议占第三季度工人抗议的24.5%。在浙江、江苏、广东和福建等沿海制造业地区,工厂抗议更为突出。浙江记录的30起工人抗议中,16起涉及工厂,至少10起发生于鞋服、家具等行业。外贸制造业与建筑业所面对的市场压力并不完全相同,但当企业将经营风险转嫁给劳动者,工资支付便成为最直接的冲突点。

研究还发现,私人建筑工地以站上高处、威胁跳楼方式追讨工资的事件比例有上升趋势。这类方式在第三季度工人抗议中仍只占2.4%,但其出现本身反映部分劳动者难以通过常规投诉和法律途径及时取得报酬。工人不应为了拿回已经挣得的工资而冒生命危险;更值得追问的是,劳动监察和司法救济为何没有在事态升级前发挥作用。
统计下降,不等于社会不满消退
第三季度记录总数比2025年同期下降33%。自由之家将这一变化与网络审查加剧联系起来,提醒外界不能据此断言抗议实际减少。该机构自2022年6月开始记录以来,累计收录16,845起异议事件,其中至少1,359起属于可关联的重复抗议。部分当事人一次次回到街头,意味着原有争议没有得到实质解决。
在政治治理层面,抗议数据真正揭示的不是抽象的社会情绪,而是具体的公共责任:工程款谁拖欠,工资专户谁监管,购房交付谁负责,土地征收补偿由谁决定,投诉为什么迟迟得不到解决。政府如果只统计抗议数量、要求基层压低舆情,却不公开纠纷处理结果,就会让矛盾在一次次维权中积累。对这些事件最有说服力的回应,应当是支付工资、兑现交付、公开补偿和追究失职责任,而非仅仅减少公众看得见的抗议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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