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竹知了”为什么变成企业禁区：华为投诉、视频下架之后，网友把一个玩笑推成公共事件

事情最开始只是一只竹制玩具。

竹知了转动起来会发出连续的“哇哇”声。

7月底，有网友发现，这个声音与华为高管余承东2023年发布会上宣布“一千万以内最好的SUV”后，现场观众发出的惊叹声颇为相似。

有人把两个声音剪在一起。

有人给视频加上“一千万以内最好的玩具”。

更多人开始模仿。

民生观察8月11日整理的事件资料显示，仅抖音平台在传播高峰期一天就出现超过3000条相关内容。最初的传播逻辑非常简单：谐音、模仿和网络玩梗。

事情随后改变方向。

7月底至8月初，华为方面以损害企业商誉为由向多个网络平台投诉，大量“竹知了”相关视频遭到下架。

一个笑话开始拥有禁区的意味。

用户发现视频被删除后，没有停止制作，反而开始讨论企业为什么无法接受调侃。一部分人重新上传，一部分人使用变形词继续传播，更多原本不知道“竹知了”的用户因为删除争议第一次知道这件事。

典型的“斯特赖桑效应”由此出现：试图降低某项内容的可见度，反而使内容获得更大传播。

事件随后突破普通网民圈层。

浙江省委宣传部官方微信公众号“浙江宣传”也就争议发表文章，提出“越是强大的企业，越有接受讨论的胸怀”“高调的表达总要经得起检验”等观点。

这使争议出现了一个在中国互联网并不常见的局面。

一家具有巨大市场影响力、同时又长期被官方赋予民族科技象征意义的企业，第一次因为一个几乎没有实质内容的网络玩笑，面对大规模公众反弹。

华为依法维护商誉本身并没有问题。企业当然可以投诉捏造事实、商业诽谤和恶意造谣。

问题在于，“损害商誉”的边界在哪里。

把竹制玩具声音与一次公开发布会声音进行剪辑，和捏造产品质量事故显然不是同一种表达。如果大型企业可以利用平台投诉机制迅速消除调侃、讽刺甚至无伤大雅的恶搞，那么普通用户面对企业拥有的法务、平台和公共关系资源时，表达权天然处于弱势。

“竹知了”之所以最终成为公共事件，也恰恰因为网友感受到这种力量差距。

一个人无法与大型企业的法务体系竞争。

但数以万计的人可以一起摇动竹知了。

中国互联网过去十年经历了越来越严密的政治审查，企业平台同时承担大量内容治理责任。政治审查、商业投诉和平台算法一旦叠加，普通人的表达究竟因为违法而消失，还是因为某个强大主体“不喜欢”而消失，越来越难被公众看清。

所以这场风波最终已经与一个几块钱的竹玩具无关。

它提出的是中国互联网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

当一个普通人面对一家巨大企业时，究竟还剩下多少开玩笑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