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九合一选举进入政治升温期,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的安全变量。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谷立言9月9日在“2026台北安全对话”警告,台湾虽然长期处于认知战前线,也累积了相当丰富的应对经验,但下一阶段的信息操弄将因生成式AI而变得更便宜、更快速、更难辨识;与此同时,AI加持的网络威胁也可能延伸至银行与关键基础设施。选举干预正在从“制造一条假新闻”升级为能够批量生产、精准投放、实时修正的自动化影响工程。

AI让认知战第一次拥有“无限复制”的能力

传统假信息需要人写文案、剪视频、经营账号,传播速度仍受到人力限制。生成式AI改变的不是谣言存在与否,而是生产成本。一个操作者可以同时生成数百个版本的文章、图片、短视频和评论,并针对不同年龄、地区和政治偏好调整语气。当这些内容再与机器人账号、社群转发和广告投放结合,认知战就具备工业化扩散能力。

真正危险的AI假信息,不一定是一段人人都能看出的假影片,而是成千上万条“看起来像普通网友说的话”,在关键几天里不断推动同一种情绪。

谷立言指出,对手的宣传攻击意在制造社会分歧,并削弱台湾民众对民主制度以及美台伙伴关系的信心。这个目标决定了认知战未必需要说服多数人接受北京观点。只要能够让不同群体彼此更不信任、让选民认为所有新闻都是假的、让民主程序本身失去可信度,影响行动就已经取得成果。

原始来源 · cna.com.tw中央社:谷立言示警AI新型态认知战威胁cna.com.tw

从政治内容到金融基础设施,攻击面正在扩大

台湾海峡地图资料图。|来源:CIA / Wikimedia Commons
台湾海峡地图资料图。|来源:CIA / Wikimedia Commons

AI与网络攻击结合后,选举安全不能只由事实查核机构负责。银行、能源、电信、媒体平台乃至地方政府系统都可能成为影响政治情绪的入口。一次针对银行的网络故障,如果在选举前被包装成“政府失能”;一段停电事故,如果被大量账号同步解释为“战争即将来临”,技术事件就可能迅速转化为政治事件。

这种新型认知战至少可能沿着四条路径运作:

  • 深伪人物:伪造候选人、官员或军方人员的语音与视频,制造突发丑闻;
  • 情绪放大:利用大量账号推动恐惧、愤怒、犬儒和对民主程序的不信任;
  • 事件嫁接:把真实停电、诈骗、金融波动等事件包装成政治阴谋;
  • 基础设施扰乱:网络攻击与信息操弄同步发生,让社会难以区分技术事故、犯罪与国家行动。

台湾最大的优势不是“没有假信息”,而是社会能够公开拆解它

北京的信息环境高度集中,平台审查、官媒议程和行政命令可以迅速压低不同声音;台湾则相反,媒体、政党、公民团体和普通用户都能公开争论。这种开放会让假信息传播得快,却也提供纠错能力。民主社会的韧性不是把所有错误信息消灭,而是让来源、证据和政府行为都能被公开质疑。

这也是台湾面对AI认知战时不能走向另一种陷阱的原因。如果政府以“反认知战”为名过度扩大内容管制,反而可能损害自己要保护的民主制度。真正有效的应对,应集中在行为和透明度:揭露协调式假账号网络、要求政治广告标示资金来源、建立深伪快速鉴识机制、保护选务与金融基础设施,而不是由政府决定哪一种政治观点可以出现。

台北与中华民国国旗资料图。|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台北与中华民国国旗资料图。|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北京对台压力已经形成“军事—网络—信息”三线并行

解放军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保持高频活动,海警和法律战不断测试边界;与此同时,网络攻击和信息操作则在社会内部寻找裂缝。这些工具并不需要同时达到战争强度,却能够长期增加台湾治理成本。传统军事威慑针对政府决策,认知战则直接争夺普通人的判断力。

AI会让这场竞争进一步个人化。未来选民看到的内容可能根据其职业、年龄、地区和历史点击行为量身定制。同一场政治行动,可以对年轻人强调“战争恐惧”,对商界强调“经济损失”,对老人强调“社会混乱”,对特定群体则制造对美国的不信任。影响行动因此从大众宣传进入精准心理操作。

《聚焦中国》认为,台湾下一场选举真正需要守住的不是某一个政党,而是选民能够在知道信息来自谁、是否被合成、是否存在组织操纵的情况下作出判断的能力。北京若利用AI放大社会分裂,目的不必是让台湾人支持统一,只要让社会相信民主毫无意义,就足以削弱台湾抵御外部压力的政治基础。

台湾也必须避免把所有批评政府的声音都贴成“中共认知战”。真正成熟的民主防卫,应当允许尖锐反对意见存在,同时精准打击冒充真人、隐瞒外国资助、协同操纵和侵入关键系统的行为。对抗威权信息战最有力的办法,不是复制威权审查,而是让民主社会比操纵者更透明、更快揭露、更能恢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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