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微信遥控庭审”丑闻两年半：涉事庭长当上法院院长，中共司法权力黑箱再受关注

2024年，一张拍摄于青海省天峻县人民法院审判席的照片，将中国司法系统内部的权力运作暴露在公众面前。正在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官，竟通过微信群接收法院领导的实时指令。群聊中出现“打断”“硬气点，不要随意发言”“不用跟他商量”等文字，引发法律界对审判独立和司法干预的强烈质疑。

两年半后，《聚焦中国》根据法院官方公告和公开任职资料追踪发现，当年卷入庭审干预争议的海西州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哈斯朝鲁，如今已担任乌兰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天峻县人民法院院长樊旭华继续留任，多名参与涉事庭审的司法人员仍在法院系统任职。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2026年11月4日，哈斯朝鲁以法院院长身份主持新任职干部廉政谈话，要求下属严格遵守防止干预司法的“三个规定”，强调司法公正和纪律要求。

从微信指挥庭审，到主持廉政教育，这名司法官员两年多来的职务变化，为观察中共司法系统内部监督、干部任用与权力问责的实际运作提供了一个鲜明案例。

2024年5月11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人民法院正在重新审理索才等12人被控寻衅滋事案。

这起案件可以追溯到2020年11月。根据此前媒体获得的判决书，12名被告人先后被刑事拘留、逮捕，2021年11月被天峻县法院判处9个月至4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2023年2月，海西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撤销原判，将案件发回重审。

2024年5月11日的庭审，是此案重新开庭的第二天。多名辩护律师对证据材料、藏语翻译、程序合法性以及审判人员回避等问题提出异议。

当日下午，审判长宣布休庭。辩护律师刘征因查阅纸质卷宗的问题尚未解决，在经过审判席时意外发现，法官电脑屏幕上显示着一个七人微信群。

这个微信群并非普通工作交流群。聊天内容直接涉及正在进行的庭审。

根据《南方周末》《财新》等媒体披露的照片，群内出现了以下发言：

发出相关信息的账号分别显示为“樊旭华院长”和“哈斯庭长”。

经媒体调查，“樊旭华院长”对应天峻县人民法院院长樊旭华；“哈斯庭长”对应海西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哈斯朝鲁。后者还曾担任此案原二审审判长。

这意味着，已经撤销原判、将案件发回重审的上级法院，其原二审审判长仍然通过微信群参与下级法院的具体庭审。

更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微信信息与现场审判长的发言内容相呼应。辩护律师因此认为，审判长并非独立主持庭审，而是在接受法院领导的实时指导。

律师随即拍照取证并报警。警方后来进入法庭现场，涉事聊天记录及电脑成为事件调查的重要线索。

一场原本应当围绕事实、证据和法律展开的刑事庭审，由此暴露出审判席之外另一套权力指挥系统。

2026年11月4日，乌兰县人民法院发布《筑牢廉政思想防线 扣好任职“第一粒扣子”》报道。

报道明确记载，乌兰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哈斯朝鲁主持新任职干部集体廉政谈话。

他要求干部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严格遵守防止干预司法的“三个规定”，维护司法公信力。

当年在微信群内发出庭审指令的刑庭庭长，如今坐在法院院长的位置上，向其他司法人员讲授防止干预司法的纪律要求。

这不是来自匿名举报的消息，而是乌兰县人民法院自己发布的官方报道。

另据天峻县人民法院2026年10月22日发布的消息，樊旭华仍担任该院院长，并主持第三季度审判质效分析会议。

他在会议上要求加强庭审监督、规范证据采信、严格执行“四类案件”监管和裁判文书审核制度。

当年出现在争议微信群中的其他人员，也陆续出现在法院公开报道中。

2026年2月9日，天峻县法院官方发布的学习海西州中院工作报告活动显示：

这些记录至少表明，2024年事件中的多名关键人员，在2026年仍然活跃于司法系统。

青海有关部门曾表示将核查这起事件。但截至本次公开资料追踪，尚未找到完整公布的调查结论、相关人员责任处理决定及明确的纪律处分记录。

已经发生的职务变动有据可查，与庭审干预争议相对应的公开问责结果，却始终缺少同等清晰的交代。

2024年5月13日晚，海西州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情况通报。

面对舆论关注，中院并未否认发生过相关监督指导活动，而是将事件解释为对重点监管案件进行监督。

通报称：

与此同时，通报重点指责辩护律师擅自进入审判区拍摄微信界面，并称其行为扰乱法院工作秩序。

这一回应使争议进一步扩大。

法庭上的关键问题，是法院领导是否利用行政职权干预合议庭独立审判。但官方最初的回应，却将相当篇幅用于批评揭露聊天记录的律师。

中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第十条确立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关系。

监督并不等于代替审判。

最高人民法院此前的司法责任制改革文件也要求，院庭长监督管理必须严格限定在职责和权限范围内，不能随意对未参与审理的案件发表倾向性意见。

2024年5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张建伟等法学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上下级法院之间并非一般行政机关那样的领导与服从关系，监督不能直接干预事实认定与具体庭审。

中国法院既强调法官依法裁判，又保留严密的院庭长行政管理和上级法院监督机制。当两者缺乏有效界限时，监督权便可能转化为对个案审判的直接控制。

青海事件中暴露的，正是司法裁判权与法院内部行政权之间的严重冲突：法官名义上主持庭审，领导却可能在幕后决定庭审如何进行。

这不仅影响辩护权，也削弱了发回重审制度的意义。

本来，上级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应当给予案件重新审查证据、纠正程序错误的机会。当原二审审判长继续介入重审，第二次审理的独立性便受到直接质疑。

青海微信群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技术管理问题。

中国司法体制长期同时存在两套运行逻辑：一套是法律文本规定的依法独立审判、程序正义和司法责任制；另一套是党对政法机关的政治领导、干部管理、重大事项请示报告以及法院内部的行政层级管理。

2025年7月14日，新华社受权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

这份文件一方面强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另一方面明确要求：

文件还要求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并把政治标准作为选配法院领导干部的第一标准。

这套制度安排决定了中国法院并不是独立于执政党组织体系之外的审判机关。法院领导干部的政治评价、职务任用和组织管理，均受到党内干部制度的影响。

司法责任制要求法官对裁判负责，而法院内部又存在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机构以及上级法院的多层监督。实际运行中，掌握人事考核和职务管理权的领导，对承办法官具有显著的组织影响力。

这种权力结构容易形成责任与决定权分离的困境。

真正主持案件的人承担裁判责任，实际影响庭审的人却可能并不在判决书上署名。

青海事件中的微信群，就将这种结构直观地呈现出来。

更深层的问题，是司法公正与政治管理目标之间的关系。

中共长期强调司法必须服务政治大局、维护社会稳定。2025年的中央审判工作文件再次将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政治领导纳入审判工作的基本要求。

依法裁判、维护稳定和贯彻政治部署，在官方文件中被要求同时实现。但在涉及重大公共争议、政治敏感案件或地方利益冲突时，不同目标之间可能发生实质冲突。

当法院的政治责任、行政绩效与依法独立审判之间发生矛盾，而又缺少不受内部权力体系控制的外部问责机制，法官能够坚持独立判断的制度空间便受到限制。

这正是青海事件所反映的体制性问题。

中共可以制定大量防止司法干预的纪律规定，但只要院庭长能够通过组织权力影响具体审判，监督与干预之间的界限就可能在实际办案中被突破。

这起丑闻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原本处于刑事审判中心的12名被告人。

他们早在2020年就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021年被判有罪，2023年原判被撤销，2024年重审又因庭审干预争议中断。

辩护律师曾围绕证据材料不完整、藏语翻译、证人出庭、回避申请及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提出意见。

这些事项直接关系到被告人能否获得充分辩护，以及法院能否在合法程序下作出可靠裁判。

2024年7月22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为确保司法公正，决定将索某等12人被控寻衅滋事案指定由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按照刑事第一审程序审理。

这是事件曝光后最重要的司法程序调整。

但异地管辖解决的是案件由哪个法院继续审理，并不自动解决已经发生的庭审干预及其责任追究。

截至2026年11月11日，本次公开资料检索尚未找到乐都区法院此案的可靠最终裁判记录，也未找到能够完整说明12名被告人后续司法处境的权威公开资料。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年相关法院领导的任职、会议和廉政教育活动，仍然持续出现在官方新闻中。

官员的履历可以通过法院宣传系统不断更新，普通被告人的司法处境却缺少同等透明、连续的公开记录。

当司法系统更注重组织内部的工作成绩和行政管理，而当事人的程序权利、案件结果与司法责任缺乏有效公开，司法监督就难以真正落实到受审判影响的人身上。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已经印发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的相关规定，明确要求记录、通报并追究违法干预司法的责任。

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多次强调司法责任制，提出由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但青海事件证明，至少在2024年5月11日的那场庭审中，书面制度并未阻止法院领导通过微信直接影响审判活动。

两年多后的公开任职记录，则进一步凸显司法问责的信息不透明。

哈斯朝鲁从海西州中院刑庭庭长转任乌兰县法院院长，樊旭华继续主持天峻县法院工作，南夸尖参、达哇吉等人仍在法院系统履职。这些都是官方记录能够确认的事实。

这些任职事实本身不能直接证明相关人员没有接受过内部处理，却足以说明：当年引发全国性争议的庭审干预事件，并未形成一个向公众清晰呈现的责任追究过程。

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司法的根本矛盾在于，法院被要求依法独立审判，却又必须服从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和干部管理体系；法官被要求对判决负责，却可能受到来自法院领导和上级管理机构的实际影响。

这套制度使司法权力难以摆脱行政化和政治化的结构性压力。

青海审判席上的微信群，只是让平时隐藏在内部管理流程中的权力关系意外显露出来。

真正决定司法公正的，不是法院每年举行多少次廉政谈话，也不是文件中重复多少遍“依法独立审判”，而是掌握权力的人能否受到有效约束，干预案件的人能否承担相应责任，以及普通公民能否在不受外部权力操控的法庭上获得公平审判。

两年半前，律师的镜头拍下了法院电脑上的几行微信文字；两年半后，相关司法官员继续出现在官方任职和工作报道中。

从那张照片到今天的任职记录，青海“微信遥控庭审”事件揭示的，不仅是一次司法程序争议，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法院权力运行与司法独立原则之间长期存在的制度性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