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透析后父亲又被警方带走：18万元劝返账单里的金坛维稳迫害

10月12日傍晚，杨丽在江苏常州金坛区人民医院做完血液透析，走出医院。陪她来的父亲杨国良，却在门口被警察带走。民生观察援引家属的叙述称，当时有十多名便衣和制服警察围住父女二人；杨丽透析时已有心脏不适，父亲被强制传唤后症状加重。她向警员求助未获救助，只得自行拨打120。救护车把她送回急诊，医生建议住院观察，家属指肾内科主任孔媛拒绝收治。杨丽随后又多次拨打110，民警到场后离开。那个平日陪她求医的人不在身边了。

杨国良为何遭传唤，10月13日的原始报道没有提供警方的传唤文书。但杨家与金坛公安之间的冲突，远早于这个傍晚。过去几年，杨丽尝试到北京申诉或看病，多次被带回；2025年末她服完刑，警方仍限制她外出求医。到了10月，接受透析已成她生活的一部分，连陪护父亲也再次成了警方行动的对象。与其按月份数她遭遇过多少次拦截，不如先看当地检察院如何把其中一次行动记进刑事案卷。

2025年2月24日，金坛区检察院检察官刘展署名的坛检刑诉〔2025〕22号起诉书，把一笔政府劝返账单写进了对杨丽的指控。起诉书公开副本记载，2023年11月常州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决定终结杨丽与母亲许冬青的信访事项；此后母女仍于2024年五次去北京申诉。金坛先后派出20名工作人员劝返、接回，交通与住宿等费用累计180369.18元。检方将这笔由地方部门派员产生的支出作为“严重后果”，请求以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追究杨丽责任。原本涉及土地征用的争议，在这份文书里被重新书写成一笔阻止申诉的行政成本。

第一笔费用写得很具体。2024年3月7日，杨丽到北京中南海附近，金坛方面派两人劝返，检方记录交通费**21000元**。同一天，她还遭遇另一件事。联合国四名人权专家在2026年1月的正式函件中记录，据其收到的材料，来自金坛公安的蒙面人员反复击打杨丽的头部和胸口，直到她失去意识。检察院计算的是派两个人去北京花了多少钱；人权专家收到的却是一名申诉者被打昏的经过。两份材料在同一个日期相遇，揭示了这场截访在官方账本与当事人身体上留下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痕迹。

杨丽与地方政府发生争执的根源，是金坛的土地问题。联合国函件记载，她从2009年前后起为土地征用、农作物及树木遭毁坏等问题申诉，2014年家中耕地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使用，地上树木受损。2023年2月，杨丽和母亲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看病，其间向国家信访机关递交材料，两天后被金坛公安带回江苏。在地方稳控人员眼里，前往北京医院与到北京申诉逐渐变成同一件必须阻止的事。杨丽需要的诊疗安排，因此被卷进了围绕她上访行为的行政管控。

家属向联合国特别程序披露，2023年9月时任金坛区委书记陆秋明曾告知杨家，阻止母女赴京的要求来自江苏省信访部门负责人和常州市委书记，杨家将被纳入重点人员名单。杨丽的姐姐杨彩英公开指认，当时的负责人包括江苏省信访局局长田洪、常州市委书记陈金虎；同晚金坛公安分局副局长据称还警告家人，继续赴京申诉可能坐牢。后来，曾在公安系统任职的栾留康担任西城街道办事处主任；金坛政府公开的领导分工列有拆迁安置、信访维稳、社会治理等职责。从街道土地问题到省、市、区信访与公安控制，这条权力链不是一个模糊的“有关部门”，而是具体机构在不同节点对同一家庭采取行动。

起诉书还出现了并非被告人的杨彩英。检方专门叙述她在海外通过媒体批评中国政权与领导人的言论，将政治表达置于针对妹妹的刑事起诉书中。杨丽在2024年10月被刑事拘留，随后以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被批准逮捕，2025年9月被金坛法院判处15个月徒刑，11月常州中院维持原判。家属指控省、市政法系统有关领导参与推动打击，而留有明确办案记录的，是金坛公安、检察院及作出判决的法院。习近平治下的中共把基层申诉和政治忠诚紧密捆绑，连远在海外的家属批评也被写进案卷；司法程序在此承担的不只是处理一项具体治安指控，还将不服从地方信访终结决定的行为纳入刑事惩罚。

羁押期间，杨丽的身体逐步恶化。联合国2026年1月29日正式来文记载，根据收到的申诉材料，2024年11月她遭同监室人员殴打，随后连续三天三夜被戴上约7.5公斤脚镣和手铐，又被脚镣束缚15天；绝食抗议时遭强制鼻饲。2025年5月，她向驻所检察人员反映医疗待遇后，被关进约两平方米的禁闭空间近一个月，绝食12天期间再遭鼻饲与冷水浇淋。一名身体已严重受损的在押者向监管者要求治疗，接到的却是更严厉的身体限制。这些针对虐待、惩罚性隔离与强制处置的具体指控，呈现的是反人道的监禁实践，而非正常的医疗管理。

2025年11月26日，父母到看守所会见杨丽。联合国函件所录材料称，看守所副负责人当着家属承认，杨丽的健康状况已不适合继续羁押，所方多次提出改变措施，上级没有同意，转往医院治疗也未获授权。医疗部门负责人据称承认，因杨丽抗议遭受的待遇，曾亲自停掉为她病情安排的特殊膳食。12月体检后，看守所副负责人又携带医院的病情文件三次到公安、检察院与法院，请求改变羁押安排，仍被拒绝。医生的判断曾被送到掌握决定权的人面前，却没有改变她的处境。杨丽在羁押期间是否得到治疗，不再只看病情，而取决于办案权力是否肯放行。

这种将人身控制置于医疗需求之上的做法，是习近平政权维稳体制对普通人生命和尊严的侵害。公安、检察、法院各有不同权限，街道与信访部门也不能替代医生，却在杨丽的经历中形成层层制约求医自由的实际效果。对一个需要规律透析的病人，限制就医不只是限制出行，而是可能让治疗窗口流失。中共地方政权以维持政治秩序为理由，把患者当成重点控制对象，把行政服从放在医疗救治之前；这种冷酷的权力逻辑，正是其反人道迫害中最应被揭开的部分。

刑期结束也没有让这种控制停止。2025年12月底杨丽本该获释，家属却被告知她仍被留在滨湖派出所。联合国函件记载，2026年1月4日父亲去接她时，一名警队负责人竟威胁，等杨家人都死去，政府就能收走土地。杨彩英指称说这番话的是滨湖派出所中队长张凯杰。家属对土地问题的申诉已经持续多年；现在父亲为重病女儿求医，又听到有人以全家人的死亡谈论土地归属。

1月12日，杨国良陪女儿到了北京，手中有医院预约，因杨丽身体虚弱又叫来救护车。警方阻止她乘车，随后将父女交给金坛方面带回江苏。1月18日，他们再次从金坛车站尝试进京就医，手机被扣，人被带走。联合国函件还记录1月24日父女在常州北站购票赴京后又遭控制；杨丽称自己在办案中心被打伤，回家时意识不清，杨国良不得不再叫救护车。父亲不是旁观者，他一次次在车站、医院和派出所之间替女儿安排治疗，也一次次成为控制行动的共同承受者。

2月11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向杨丽出具住院通知，她仍未获得实际住院治疗，随后被警察带回江苏。国际特赦组织3月发表声明，披露她因长期维权而遭限制救治的情况。此后杨丽才辗转获得透析安排。她的母亲许冬青在5月25日去世，家属将其未能及时获得治疗与长期受控联系起来。6月24日，杨丽与父亲携母亲骨灰盒和遗像到金坛区政府，想见区委书记胥亚伟，为继续透析和外出治疗争取安排，却再次被警方控制、扣押手机。家里失去了母亲，剩下的父女仍得把每一次治疗变成向地方政府求助。

医院内部的争议随后变得更加具体。杨丽家属指金坛区人民医院将她安排在有监控的独立空间透析，对用药和转院设置限制。7月2日，她又到区政府要求就医，被警员耿盼盼（警号058482）等人带到办案中心。杨丽提醒警员不能抓压用于透析的动静脉瘘口，家属称对方仍触碰该处，造成肿胀与破损。民生观察7月4日报道，次日她不得不改用颈部临时通路完成透析。一次强制控制的后果，已经进入身体最具体的部位：她下一次依靠机器净化血液时，不能继续正常使用原来的通路。

9月2日，杨丽又希望去北京检查反复出现的心脏问题。民生观察记录，滨湖派出所副所长陈斌告诉她，上级不同意，理由涉及离开金坛便不便于当地继续控制。一个刑期已经结束的人，仍被公安以属地稳控的逻辑限制异地看病。到了10月12日，杨丽明明已在本地接受透析，警察却在医院门口带走了陪护父亲，她不得不独自叫120。数次不同的行动背后，是同一个政治管理目标反复压倒患者与家庭的正常选择。

金坛检方把20人赴京劝返的开支算到小数点后两位，并把它用于杨丽的刑事追诉；看守所医疗人员反复提出转诊，办案机关却拒绝改变羁押措施；服刑完毕以后，警察仍能阻断她的异地就医。习近平执政下的中共维稳机器，在这个家庭身上表现为真实的警员、文件、关押措施、医院拒收争议和一次次被拖延的治疗。它造成的伤害并不因为每个部门都能找到一种行政说辞就变得合理。10月13日家属公开事件经过时，杨国良仍未回到女儿身边，杨丽留在急诊，等待治疗与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