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要管平台“流量权力”，却留下更大的问题：谁来审查官方删帖与舆论控制？

一家互联网平台如果能够决定谁上热搜、谁被限流、谁被封号，它究竟只是经营数据生意的私人企业，还是已经掌握了影响公众表达的权力？10月8日，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旗下的「浙江宣传」发表《“流量权力”不得任性》，将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分发权正式称为一种「准公共权力」，要求对推荐算法、内容审核和账号处罚实行更深入的监管。10月11日，《联合早报》及其他媒体跟进这一表述。在全世界大型平台都面临算法透明度争议的背景下，这份来自中国共产党宣传机构的文章，却隐藏着一个不能回避的反问：监管平台流量的国家权力，谁来监管？

这份浙江宣传原文不乏值得认真讨论的具体问题。它批评超大平台偏好情绪化内容、热搜被付费操纵、头部网红占据更多曝光，指出平台同时制定规则、执行规则又审理用户申诉，形成明显的权力失衡。文章提出公开推荐逻辑、明确限流封号理由、对永久禁言增加人工复核，并引入社会和第三方评估。假如这些原则得到独立、公平和公开执行，确实可能改善普通创作者的地位。

可是同一篇文章又要求把「价值导向嵌入分发机制」，让平台将政治和道德目标落实为排序与推广标准。这里出现了最重要的制度冲突：如果政府监督只要求平台公开规则并保障申诉，那么监管针对的是程序公平；如果政府同时决定哪些言论价值正确、哪些政治问题不应传播，那么监管就变成了一种更强大的流量支配。平台原本可以任性删帖，政府现在获得了指挥平台删帖的更深入口，公民依然无法决定自己能看到什么、能够表达什么。

中国并不是缺少平台治理机构。网信办、公安、宣传部门以及监管部门长期通过行政命令、内容治理规定、账号管理与处罚机制塑造信息环境。批评商业平台的「黑箱」并不能掩盖另一个更难以检视的黑箱：哪些关键词被要求降低传播，哪些热点被下令撤除，哪一次禁言来自平台的商业决定，哪一次来自权力机构的外部要求？在没有独立法院审查、媒体调查与政府透明度机制的情况下，平台即使完全公开自有算法，也不能解释行政干预造成的信息消失。

杭州是阿里巴巴总部所在地，浙江省长期处于中国互联网产业核心地带。浙江宣传因而既在谈真正的互联网商业权力，也在替更密集的政治监管提供语言。官方文章把公共流量称为「准公共权力」，却没有相应说明：人民是否可以依照同样原则，审查中共宣传系统对公共舆论的引导权限？若平台封禁普通用户需要解释，宣传部门要求平台屏蔽政治批评时，是否同样应向用户说明命令、签发机构和法律依据？这些问题决定所谓「公共」究竟属于所有使用者，还是仅属于国家管理部门。

独立评论作者镜中人关注的是宣传叙事中的权力倒置。政府首先必须承认，公民的表达权并非国家按照政治忠诚给予的流量奖励。审查平台的正当目标应是防止欺诈、商业垄断、恶意操纵与无程序封号；保护公民的目标则应是防止政府滥用删帖、禁言和数据监控。只谈平台权力而回避官方权力，把每一次行政接管描绘成保护普通用户，表面上是在反垄断，实质上可能让真正没有监督者的权力更容易垄断公共讨论。

可操作的改革标准并不复杂：平台公开处理规则和统计；行政机关公布要求下架、限流和封禁的命令数量、机关名称与依据；用户能够获得独立而非由同一行政系统主导的申诉审查；研究者与新闻机构能检查双方的实质行为。这些标准既可以约束企业，也可以约束政府。浙江宣传要求公众在点击内容时思考「谁能从中获益」。同样的问题应该适用于宣传机关自身：在政治批评被降权、公共事件被压热度时，真正获益的是用户，还是希望躲过监督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