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访民赵爽在公开采访中把北京截访过程形容成一次按“人头”结算的交易:在首都被警方控制的访民,会被来自原籍的维稳人员接回;她称地方干部为了把可能影响官员仕途的投诉人带走,会向相关人员支付现金。10月10日,《大纪元》英文版刊出赵爽和退役军人吴立新的采访,把长期存在的截访问题推进到一条值得追查的资金线索——谁出钱、谁收钱、以什么名义支付,又如何将被截人员从北京移交地方。

赵爽称,自己曾多次在北京被拦截并移交济南人员。她最初因遭遇诈骗而投诉,随后实名指控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警员刘海涛在处理申诉过程中利用职权对她实施威胁与其他侵害。维权网2025年10月曾记录她的实名举报及随后遭刑事调查的过程;相关警员个人行为及截访交易均来自当事人指控,公开采访中尚未出现可对照的账册、收款凭据或机关正式调查结论。因此这篇报道聚焦于她具体描述的操作方式,而不是把每笔金额直接写成法院认定的贪腐数额。

在赵爽的说法中,一名上访者的“价格”并不固定,而取决于申诉内容对地方官员构成的风险。她称北京有人拦截,地方派人携现金接回;如果投诉证据指向特定官员,地方就更愿意付钱消除麻烦。这个叙述揭示了一个与信访制度公开宗旨截然相反的激励:中央设立来访窗口,希望群众反映基层问题;基层却可能花钱让投诉人失去向上级反映的机会。结果,资金奖励的不再是纠错效率,而是对申诉者的控制能力。

2019年北京国家信访机构外排队的访民。来源:《大纪元》资料图片,非赵爽2026年所述截访现场
2019年北京国家信访机构外排队的访民。来源:《大纪元》资料图片,非赵爽2026年所述截访现场 · 查看图片来源 ↗

退役军人吴立新则提供另一条观察。他向记者讲述自己因参与家庭教会活动长期遭到监控、训诫和殴打,并指出从公安、街道到地方维稳部门,相关预算可能形成稳定的利益网络。对这些陈述不能作简单会计等式:国家公共安全预算、公安日常开支、地方截访费用及个人收受的不当款项是不同性质的账目。要认定具体责任,需要追索支付申请、差旅报销、外包保安合同和实际收款主体;但赵爽与吴立新的证词,已经明确指向应当公开接受监督的支付流程。

从法律与行政责任看,最核心的问题并非“上访者有没有资格被收钱接走”,而是任何公权力机关是否能够在没有法定人身强制程序的情况下,将反映问题的居民作为可交易的控制对象。若警员私自收取接返费用,涉及公职行为与财务纪律;若地方财政将其列为惯常维稳支出,则又涉及预算目的、采购真实性及行政程序责任。即使地方干部主张“维护秩序”,也不能自动代替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律依据。

维权者展示申诉材料。2024年历史资料图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非本案现场
维权者展示申诉材料。2024年历史资料图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非本案现场 · 查看图片来源 ↗

法治栏目会员作者叶明远认为,真正让这一指控具有新闻价值的不是“卖访民”三个刺激性字,而是国家纠错渠道是否被反向经营。信访制度要解决居民的冤屈,截访产业却可能把每一次成功阻止投诉都变成某些机构的收益。只有公开每次接返的人员名单、执法依据、财政支出项目、承包单位和投诉结果,才能把各方责任从抽象的“维稳”还原为可以追踪的行政决定。

赵爽目前已在海外公开陈述自身遭遇,问题却没有随着她离开中国而结束。若一名公民越能证明地方权力违法,地方就越愿意花钱阻止她向上申诉,那么最严重的制度问题不是某笔现金去向不明,而是失去监督的地方权力已经学会将投诉本身视作必须消灭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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