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创始人任正非2007年在纽约一家酒店里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谈过话。那次会面过去近二十年,10月15日又回到纽约东区联邦法院——这一次,讲述它的是站上证人席的前FBI主管蒂莫西·卢西(Timothy Lucey),听众则是正在审理华为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据路德社10月17日汇总的庭审报道,卢西向法庭介绍了2007年7月与任正非会面的经过。任正非谈到曾有华为员工未经授权拍摄竞争对手电信设备的事情,但对知识产权侵权的理解持不同看法;他还表示华为没有直接与伊朗企业交易。检方把这些旧话带到法庭,显然不是为了重演一段科技企业家与执法人员的往事,而是把华为高层的既有认识与后来呈现的交易材料逐项对照。

当天,另一条证据线来自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庭审提到2010年华为关联公司就产品可能转售伊朗和叙利亚作出的自愿披露,以及2012年公司高管在美国国会宣誓作出的陈述。两个时间点之间存在什么联系、管理层何时知道相关风险,成为陪审团理解涉制裁交易争议的核心之一。

华为向全球售卖通信设备,不可能只是一家依赖政府公关口径的普通制造商。通信基础设施关联数据、网络安全和国家战略竞争;美国检方如今试图证明,部分被指控行为不是个别员工的偶然越界,而涉及公司层面的组织、规则和激励。路德社另引述法庭材料,谈及总部收集竞争对手技术情报的现金奖励安排。在这种指控结构下,奖励制度本身也可能成为判断公司如何组织市场竞争的线索。

必须看到,两种权力逻辑正在法庭上碰撞。在中国,华为长期被塑造成民族科技突破的象征,围绕公司的公共批评容易被导向国家立场争论;在美国法院,检方需要把每一个指控落实到可供陪审团判断的行为、文件和证言。刑事责任尚待陪审团裁定,但这些证词已经让一个重要问题无法再被品牌宣传遮盖:以国家崛起名义获得巨大政治支持的科技企业,其商业行为能否接受独立司法审视?

对许多关注中共国家与企业权力关系的读者而言,决定性信息不是法庭门口是否出现了任正非本人,而是2007年的说法、2010年的合规文件、2012年的国会证词如今被放在同一条时间线上。时间越长,企业公开说过的话与内部留下的文件,越难被宣传部门的一句“打压中国企业”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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