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素媚所负责的服务对象,大多只有两至六岁。她在香港保良局担任幼儿服务经理,原本需要安排课堂和儿童活动。10月7日,这位幼儿服务人员与另外15名同事站上委任典礼舞台,获得另一项工作身份——国家安全教育地区导师。她计划把有关内容放进原有的故事班、游戏和中秋灯谜,家长与儿童未必会走进一门名为“国安”的专门课程,却可能在接受一般社会服务时接触到其政治教育内容。
委任典礼的出席者说明,这并不只是保良局内部的一次教师培训。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部门官员郭嘉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与保良局管理层共同出席,向受训人员颁发委任证书。16名导师中包括校长、社工、幼儿及复康服务管理者。他们在7月至8月接受培训,内容涉及北京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香港独立媒体报道,受训导师需在一年内向至少30人传递国安信息。
参与培训的张素媚与复康服务经理张宋铭曾在国家安全教育展览厅外合影。两人分别负责幼儿和复康服务,国安导师身份由此进入不同年龄、不同需要的服务对象日常生活。

张素媚公开表示希望采取自然融入活动的方式,避免生硬灌输。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政治教育被纳入原本用于照护儿童的活动。一个福利机构若单独举办政治讲座,家长至少容易辨认主题;当政治内容与绘本、节庆或服务活动相混合,服务使用者有无事先知情、退出活动、继续享受相同福利的空间,便成为权力关系中最具体的一环。幼童无法像成年人一样判断政治宣传,依赖服务的康复人士也很难与机构管理层进行对等协商。
保良局不是小型宣传团体。它成立于1878年,管理逾300个属下单位,数万名属校学生与数以百万计的年度服务使用者构成了广阔的社区接触网。国家安全教育进入这样一套网络,意味着政治信息可以不经过传统学校课程的单一路径,而通过儿童托管、复康、家庭和社区服务不断传播。
计划还连接到董事会决策。保良局10月12日公开表示将继续把国安教育融入社会服务,10月14日又通报26名董事访京,拜会中央港澳机构等部门。两次活动并不是同一项指令,却显示这家慈善机构的治理层已主动将中央政策与社会服务发展绑定。中央政治议程经董事会分配至管理岗位,再由前线服务触及个别家庭。
在香港国安法律框架扩张之后,公众最容易看到的是起诉、法庭和警队行动;福利机构的变化没有同样剧烈的场面,却可能留下更持久的日常效果。警务部门不必每天站在幼儿园门口,一个已经受过培训的服务经理就可以把安全政治观念带进儿童的故事与游戏。张素媚并非立法者,也不是制定国安路线的人;她却成为路线抵达儿童日常生活的那个人。
保良局仍然提供社会救助和教育,受助家庭也仍需要这些服务。恰恰因为这种需要持续存在,福利机构在政治宣传任务和照顾弱势人群的专业职责之间产生新的张力。一个两岁孩子今天读到什么故事,看似微不足道,却标记着北京国家安全治理进入香港公共生活的最细小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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