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4日,荷兰海牙市政厅中国新年庆祝活动中,维吾尔族抗议者遭多人强制制服。现场影像成为荷兰媒体追踪事件的重要证据。
一场原本以文化交流为名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最终演变成针对政治抗议者的暴力事件,并导致活动主办方失去荷兰海牙市政厅的举办场地。
11月17日,荷兰《海牙中央报》(Den Haag Centraal)披露,海牙市政府维持此前决定,不再允许有关组织在市政厅中央大厅举办下一年度中国新年庆祝活动。11月20日,荷兰媒体《侧面》(de Kanttekening)进一步报道了这一决定。事件起因于今年2月14日,一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在市政厅庆典现场举牌抗议中国政府,随即遭到数名活动安保人员强行制服。海牙市政府认定现场暴力行为不可接受,并指出活动组织方违反了事先约定的安保安排。
更引人关注的是,主办方在失去市政厅场地后,仍通过公开宣传将海牙市政府列为活动合作单位。当地中文媒体还宣称海牙市长已经同意恢复庆典,遭市政府直接否认,并被要求更正。
从市政厅内的暴力冲突,到借用地方政府名义宣传活动,这起事件暴露出中国官方背景的文化外交及海外政治影响力活动与欧洲民主制度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当政治抗议出现在中国官方参与的活动现场,荷兰法律保障的表达自由究竟由谁维护?
抗议者刚举起标语,便遭多人按倒在地
2026年2月14日,荷兰全国性中国新年庆祝活动在海牙市政厅举行。这座位于荷兰政治中心的公共建筑,当天被装饰成中国春节庆典场所,现场安排舞蹈、音乐、杂技及中国文化展示。海牙市长扬·范扎嫩(Jan van Zanen)也以嘉宾身份出席。
当天,居住在荷兰阿默斯福特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阿卜杜热依木·格尼(Abdurehim Gheni Uyghur)来到庆典现场。
在一场舞蹈表演期间,他突然展示要求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抗议标语,并高喊要求中国政府停止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行为。
抗议持续时间很短。
现场影像显示,数名男子迅速上前控制格尼,将其强行压倒在地。荷兰媒体报道,格尼遭到锁喉式控制,身体多处受伤。他还指称,一名男子曾用中文向他发出死亡威胁。
2月16日,荷兰地方媒体已报道格尼遭三名中国安保人员强制制服、身体受伤以及准备向警方报案的情况。
这一幕发生在海牙市政厅,而不是中国境内。
格尼所表达的政治立场可以引发争议,但在荷兰,政治观点不能成为私人安保人员实施暴力的理由。即使活动组织者认为现场抗议干扰了演出,也必须遵守荷兰法律和场地管理规定。
中国政府在新疆问题上的政治禁区,不能自动成为荷兰市政厅内限制言论的规则。
海牙市政府认定暴力不可接受,主办方失去举办资格
冲突发生后,海牙市政府对事件作出明确回应。
根据《海牙中央报》披露的市政府立场,庆典主办方此前与市政厅达成的安排,只允许组织方派出活动引导人员。涉及人员控制及现场安保干预,应由市政厅有权执行相关任务的安保人员处理。
然而,实际发生的却是活动方面的人员直接对抗议者采取强制行动。
市政府将有关暴力行为定性为“不可接受”,并决定不再欢迎该组织在市政厅中央大厅举办中国新年庆祝活动。
这一决定具有明确的公共管理意义。
海牙市政厅不是私人宴会场所,而是荷兰地方民主政府的办公建筑。外国文化组织可以申请举办活动,但不能因此获得在公共建筑内自行实施强制措施的权力。
对于活动主办方而言,失去市政厅场地意味着一项重要政治与公共关系资源被收回。长期以来,在海牙市政厅举办全国性中国新年庆典,能够让活动获得公共机构参与的象征意义。
而对于海牙市政府来说,继续提供场地,则可能被外界理解为对主办方此前安保行为的纵容。
暴力冲突之后,市政府最终选择维护公共建筑的管理权威,而不是为了维持文化合作关系继续向原主办方开放场地。
市政府已经否认合作,主办方网站却仍将其列为组织单位
比暴力冲突本身更值得追踪的,是庆典组织方如何使用荷兰地方政府的名义。
公开活动网站显示,荷兰中国文化活动基金会(Stichting Chinese Culturele Evenementen Nederland)将自己、海牙市政府及荷中协会列为全国中国新年庆祝活动的组织单位。
网站不仅介绍春节文化活动,还将这一庆典描述为促进文化、商业和旅游合作的平台,并强调活动具有建立联系、拓展合作网络的价值。
然而,《海牙中央报》11月17日报道指出,主办方宣称市政府赞助庆典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
与此同时,荷兰中文报纸《中国时报》(China Times)报道称,海牙市长范扎嫩在10月底表示,中国社群仍然受到欢迎,可以继续在市政厅举办新年庆祝活动。
海牙市政府随后明确否认这一说法,强调不允许原主办方在市政厅中央大厅举办活动的决定没有改变,并要求有关报纸作出更正。
这里出现了一个清晰的事实矛盾:主办方及有关中文媒体继续对外传递市政府支持活动的形象,而市政府公开否认了相关合作及恢复场地使用的说法。
这种矛盾并非无关紧要的宣传争议。
在欧洲政治中心海牙,市政府的名称、市长出席活动的照片以及公共建筑的场地,本身都具有政治象征价值。
当活动组织者将这些元素用于对外宣传时,公众可能把一次民间活动理解为受到荷兰地方政府正式支持的官方合作项目。
文化活动由谁举办是一回事,能否代表荷兰市政府则是另一回事。主办方不能把政府官员的出席,转化成政府对其全部活动和政治立场的背书。
2024年已发生维吾尔文化争议,2026年升级为暴力冲突
海牙中国新年庆祝活动与维吾尔社群之间的争议,并非首次发生。
根据《侧面》11月20日的回顾,2024年庆典期间,曾有中国青年身穿传统维吾尔服饰进行舞蹈表演,引发当地维吾尔社群不满。
争议涉及谁有权展示、解释和代表维吾尔文化。
对于中国官方而言,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经常被纳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宣传叙事。但对于部分流亡维吾尔人而言,这种由中国官方认可的文化展示,可能掩盖他们对政治压迫、宗教限制和身份认同受到侵害的控诉。
当时,海牙市长范扎嫩曾将相关事件称为信任关系遭到破坏。此后,活动组织方曾转往鹿特丹举办庆典。
两年之后,类似的政治矛盾再次出现在海牙市政厅。
不同的是,2024年的争议集中在文化代表权,2026年则出现了抗议者遭到强制制服的现场。
这条事件发展线索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中国官方政治叙事进入海外文化活动,持不同立场的流亡群体能否获得平等表达的空间?
如果庆典允许展示中国政府认可的新疆文化形象,却无法容忍维吾尔活动人士表达反对中国政府的政治诉求,那么文化交流就可能成为排斥政治异议的工具。
荷兰情报机构警告:中共正在利用海外侨民网络压制异议
海牙市政厅发生的暴力事件,并不是观察中国海外政治影响力问题的唯一依据。
荷兰情报与安全总局(AIVD)在2026年4月公布的《2025年度报告》中,已经对中国政府针对海外侨民的控制、政治影响和异议压制活动发出明确警告。
报告指出,中国情报机构对分布在多个国家的华人侨民群体施加控制与压力,试图压制不同政治声音,并动员居住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反制批评者。
报告还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将不同于其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视为对自身生存的威胁。
在海外政治影响方面,AIVD披露,中国试图在外国秘密施加政治影响,并利用包括荷兰华人侨民在内的社群开展有关活动,有时甚至采取强迫手段。
这意味着,中共海外政治影响力活动并不只是反对人士的政治指控,而是已经进入荷兰国家安全机构的正式威胁评估。
其核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国内政治控制体系的一部分延伸到境外。
在中国境内,批评中共、新疆政策或国家领导人,可能招致行政处罚、刑事追究或其他形式的政治打压。而在荷兰,公民与居民享有表达政治观点、参与和平抗议的基本权利。
这两套政治制度之间的冲突,在海牙市政厅的现场变得格外具体。
一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在荷兰公开批评中国政府,却遭到活动安保人员暴力对待。这种行为所呈现的压制异议方式,与荷兰情报机构长期警告的海外政治控制风险形成了鲜明对应。
从跨国镇压到政治渗透:中共海外影响力对民主国家的七重危害
中共在海外的政治影响活动,已经超越传统的外交宣传和文化交流范畴。结合荷兰情报机构披露的情况,其对民主国家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1. 压制言论自由,让流亡者在民主国家继续生活于恐惧之中
许多中国政治异议人士、维吾尔人、藏人及其他流亡群体离开中国,正是为了摆脱政治迫害。
然而,当海外抗议活动受到恐吓、骚扰或暴力干预,流亡者即使已经进入民主国家,也可能因为表达政治观点而遭受人身威胁。
这种威胁不仅针对直接受害者,还会向整个社群传递信息:公开反对中国政府,可能付出代价。
2. 通过跨国镇压,将中国国内的政治控制延伸至海外
跨国镇压并不局限于直接实施暴力,还包括监视、跟踪、恐吓、施压以及利用受害者在原籍国的亲属关系实施间接控制。
荷兰AIVD指出,外国国家行为体对侨民社群施加控制与压力,会严重影响有关人员的私人生活和安全感,并侵犯荷兰主权及个人基本权利。
3. 利用侨团及文化活动扩大政治影响力
春节庆典、文化交流、商业论坛和侨界活动本身是正常社会活动。
但当这些平台被用于传递特定国家的政治叙事、压制不同意见,或者将地方政府的参与包装成政治认可时,文化交流就可能被转化为政治影响工具。
海牙事件中的主办方宣传争议,正体现了公共机构名称和政治象征资源可能被不当利用的问题。
4. 影响民主国家地方政府的独立判断
外国政治影响并不一定首先进入国家议会或中央政府,也可能从地方文化合作、商业往来和社区活动开始。
地方政府如果缺乏透明的合作制度,就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具有政治目的的活动提供公共平台和官方声誉。
海牙市政府此次公开否认有关合作宣传,说明地方政府必须维护自身名义的使用边界。
5. 削弱海外华人社群的独立性
海外华人社会并不是一个政治立场一致的群体。
其中既有支持中国政府的人,也有反对中共的人,还有大量只希望正常生活、工作和保持文化联系的普通移民。
当中国官方政治影响进入侨民组织,部分社群成员可能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受到排斥、监视或压力。
这种政治控制不仅伤害异议人士,也损害海外华人社群自主组织、自由表达的权利。
6. 利用海外网络搜集情报、获取敏感信息
荷兰情报机构长期关注中国针对欧洲科研机构、企业及关键基础设施的情报活动。
2026年4月,AIVD年度报告指出,中国持续以隐蔽和非法方式获取荷兰企业与科研机构的知识,并将这种活动与中国试图按照自身威权政治理念重塑国际秩序的目标联系起来。
荷兰国家广播机构NOS在报道该年度评估时指出,中国针对荷兰的威胁范围正在扩大,涉及经济安全、技术情报及网络间谍活动。
7. 挑战民主国家的法律主权
这是海外政治干预最根本的危险。
一个外国政府及其政治影响网络,可以在荷兰依法开展外交、商业和文化活动,但不能将本国的政治禁令、意识形态标准和强制控制方式带入荷兰社会。
如果外国政治力量能够在民主国家境内决定谁可以发言、谁可以抗议、谁必须保持沉默,那么受到侵蚀的不只是某个群体的自由,更是当地法律的权威。
荷兰AIVD已经将此类外国国家干预视为对民主法治秩序和国家主权的威胁。
从海牙市政厅看中共海外统战的政治逻辑
中国共产党长期将海外统战工作视为维护政治利益、争取国际支持和扩大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工作并非只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展开,也可以借助各种社团、文化平台、商业联系和人员往来建立影响网络。
文化交流之所以具有特殊价值,是因为它比直接的政治宣传更容易获得当地社会的接受。
春节庆典能够吸引普通居民参与,商业活动能够吸引企业合作,地方政府官员的出席则可以为活动增加公共信誉。
然而,一旦这些活动与压制政治异议联系起来,原本用于促进交流的平台便可能产生相反效果。
海牙中国新年庆祝活动的争议,正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
一方面,活动组织者通过文化表演、春节庆典和官方嘉宾,展示中国文化与荷兰社会之间的友好关系。
另一方面,当一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在同一场合公开批评中国政府时,现场却发生了暴力制服抗议者的事件。
这种反差比任何政治口号都更有说明力。
如果一场文化庆典只能容纳对中国政府有利的表达,却无法容纳公开批评中国政府的声音,那么需要被追问的,就不只是活动安保问题,而是这场文化活动究竟在服务怎样的政治秩序。
海牙市政府收回场地,留下的责任问题并未结束
11月20日,海牙市政府拒绝原主办方重返市政厅中庭的决定,已经成为当地媒体关注的最新进展。
但场地使用资格被取消,并不意味着事件涉及的全部责任都已经得到处理。
- 直接实施强制控制的人员,应当依据荷兰法律承担与其具体行为相对应的责任。格尼所称的身体伤害和死亡威胁,也涉及警方调查与可能的刑事责任。
- 活动主办方必须对现场安保安排负责。既然市政府明确指出活动组织方违反了事先约定,那么相关人员如何被安排进入现场、由谁负责管理,以及暴力发生时组织方采取了什么行动,都是应当公开说明的问题。
- 主办方宣传及相关媒体在活动宣传中使用海牙市政府名称,以及传播市长同意恢复活动的消息,已经造成公众对官方合作关系的误解。市政府要求更正,是维护公共机构公信力的必要措施。
- 荷兰地方政府也需要从事件中吸取制度教训。公共建筑举办涉及外国官方参与的政治敏感活动时,必须明确组织方的权限、现场抗议的处理程序,以及政府名称和标识的使用规则。
海牙市政府此次拒绝继续提供场地,至少表明当地政府没有接受暴力事件发生后仍维持原有安排的做法。
但真正有效的制度保护,不应只在暴力发生后才启动。
结语:中共的政治禁区,不能成为荷兰社会的禁区
海牙市政厅的中国新年庆典,最终留下了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
一幅是舞台上的中国文化表演、市长出席的庆典现场,以及主办方所展示的中荷友好交流形象。
另一幅则是一名维吾尔族抗议者被多人按倒在地的现场影像。
前者体现了文化外交希望呈现的友好形象,后者暴露了政治异议进入活动现场时发生的权利冲突。
荷兰情报机构已经明确警告,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情报机构正在通过海外社群开展政治影响和异议压制活动。海牙事件让这种国家安全警告与普通公众能够看到的具体现场联系起来。
对于荷兰这样的民主国家而言,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欢迎中国文化,也不在于是否允许中国社团举办春节庆典。
真正的问题是,外国政治力量能否借助文化交流与公共机构的合作关系,将压制政治异议的行为带入当地社会。
在中国境内受到压制的政治声音,不能因为出现在中国官方参与的海外活动现场,就再次被剥夺表达权利。
海牙市政府拒绝原主办方重返市政厅,是对现场暴力行为作出的明确回应。但这起事件留下的更大警示,是民主国家必须守住法律主权和公共空间的边界。
中国文化可以走向世界,但中共的政治控制不能随之跨越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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